法國爆發大型學生示威，事件起因似乎是學生對教育設施、資源和學制的不滿，最終卻演變成大規模衝突和騷亂。執筆之際，示威和衝突正向歐洲其他國家蔓延。
大型學生運動或群眾運動，對法國來說自然並不陌生，馬克龍任內便曾發生過「黃背心運動」，相信大家仍然記憶猶新，不過也已經是八年前的事了。過去數年全球各地局勢風起雲湧，或許我們更應該反問：為何遲遲仍未爆發大型群眾運動？
法國這次大型群眾運動的成因，至今仍是眾說紛紜。總會有人把矛頭指向新移民和少數族裔，別的則直指公共資源分配才是問題關鍵，或將責任推到極左政治勢力的頭上；亦總會有人想方設法抹黑示威者，又或會浪漫化地歌頌群眾起義。但無論如何，年青一代的怨憤深重和無處申訴，卻是毫無懸念、有目共睹的根本矛盾所在，是運動能夠在法國以至歐洲迅速點燃的深層基礎。
「五月風暴」vs「十月怒潮」
此情此景，難免讓人聯想起1968年的「五月風暴」，同樣由學生抗議揭開序幕，繼而得到工會和社會各界響應，最終演變成席捲全國和國外的政治風暴。然而兩者所處的歷史背景，卻存在極其鮮明的反差。
1968年的法國，正處於戰後「輝煌三十年」的經濟繁榮時期，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和高等教育迅速擴張，福利國家制度亦日趨完善。當日的年輕人屬於戰後嬰兒潮一代，成長於物質生活日益富裕的環境，卻不滿學校、家庭、工廠以至國家機器的僵化權威，要求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政治自主。正如Ronald Inglehart後來提出的「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概念，當基本物質需要得到保障，人們逐漸轉向追求自由、平等、參與和自我實現。
但到了2026年，當年的熱血青年早已步入退休年齡，法國的政治經濟環境亦早已面目全非。經濟發展長期乏力，人口老化令退休和醫療開支持續增加，再加上戰爭和難民帶來的額外負擔，政府財政捉襟見肘，教育資源和其他公共服務遂面對巨大壓力。當年福利國家賴以運作的世代契約，如今卻搖身變成為世代矛盾的根源——年輕一代不但要承擔日益沉重的供養責任，還要面對就業、住房、生活成本和社會治安的多重壓力。
當然，問題不能簡單歸咎於退休人士，更不能把公共財政困境歸咎於福利制度。不同階級之間的財富分配、資本與勞動的利益失衡，以及馬克龍政府的施政方針和政策取捨，同樣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不過最值得注意的，始終是兩代青年對未來截然不同的想像。
1968年的青年，相信自己有能力突破現有制度，創造更自由、更美好的世界；2026年的青年，卻可能連上一代享有的基本生活保障，也逐漸變得遙不可及。前者是在繁榮中追求解放，後者則是在不安中尋求保護；前者是反抗既有秩序的束縛，後者憂慮的卻是現存秩序的失效。
然而，更加弔詭的是，當年青年反抗的現代化工業社會，如今正面臨另一場前所未有的技術革命。假如連教育、就業和世代保障這些基本制度，都已經難以維持人們對未來的信心，那麼當人工智能進一步衝擊勞動市場，甚至動搖人類工作、技能和存在的價值，早已不勝負荷的政治體制又將如何承受？
將臨的「經濟奇點」和「政治奇點」
當下的紛亂世局，有多少和生成性人工智能（GenAI）相關，暫時實在難有定論；但展望未來將臨的全球亂象，則GenAI無疑百分百干脫不了關係。尤其是對學生和年輕一代來說，不但未畢業已先失業，連帶學習和掌握技能的意義，亦可能在一瞬間消失殆盡。我曾引述台灣科技大名簡立峰的形容，這相當類似文革時期的「失落一代」，被奪去了寶貴的學習環境，無法享受GenAI帶來的好處。
然而，同樣正如我早前已清楚指出，AI將會從一個經濟問題，急速蛻變成一個政治問題——因此即使你並不熟悉政治參與，亦必須放眼公共領域，對體制變遷具備充分的敏感度。若把這種觀點放在宏觀大環境，便意味在新的社會和經濟秩序能夠建立（或不會建立）前，世界會先進入一段政治的黑暗期，人們（包括各國政府）普遍對未來感到惶惑不安、手足無措，只能通過激烈甚或暴力的方式渲泄。對此大家必須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數十年後回顧這段歷史，人們或許會發現：2026年的法國學生示威，正是這個政治黑暗期的起點。
換過另一種說法，當下全球正熱烈討論「科技奇點」——大幅超越甚至有力主宰人類的超級人工智能——將會在何時降臨。但客觀事實卻是：在「科技奇點」有機會出現前，世界勢必先要面對這類「經濟奇點」和「政治奇點」——當技術變革的速度和規模，超出既有經濟體制吸納和回應的能力，政治秩序便有可能跨越某個臨界點，進入高度不穩定、難以預測的狀態。
展望未來，群眾運動以至暴力衝突將會加劇，各地社會和經濟秩序勢將大受破壞，弱勢的政府、政黨或政治主張會成為歷史陳跡……矛頭早晚亦會指向少數掌握GenAI的科技巨頭——尤其是來自美國資本的那三數家，它們在各地的辦公室將首當其衝，它們的產品和標誌亦會成為被針對目標……當然，少不了那些早就激起廣泛民憤的數據中心，大概需要私人武裝力量才能抵禦攻擊……
完全可以想像，當人們普遍發現自身利益受到空前威脅，他們不一定會團結起來作出反抗，卻定必會先令這世界亂成一團。
未來世界，從哪裡首先開始建立？
話題或許扯遠了。再次回到個人的層面，一旦安穩的日常生活環境不復存在，夢想中的朝九晚五工作更加不用說了，你當然也會感到惶惑不安、手足無措——然則，你會通過激烈方式或暴力渲泄嗎？抑或深感什麼都幹不了，索性躲在家裡「躺平」？！
除了發洩或躺平、兩種看似理所當然的短期反應外，其實你還可以更具前瞻性地想像：未來世界將會怎樣建立起來？會在哪個地方開始建立起來？
「在哪個地方」，首先自然可指向某個國家或城市——那裡有創新和尋求突破的文化嗎？有志同道合和一起探索的同代人嗎？有勇於承擔責任和面對未來的領袖嗎？有足夠管治力和行動力的政府嗎？無論你身處何方，最起碼也應該避開那些欠缺基本能力、甚或只會添煩添亂的政府——它們既幫不了你，你也救不了它們，自不待言。
其次，「地方」同樣可以指向某類社群——人們自然會想到有哪些行業或技能，較不容易被AI所取代？但坦白講，任何行業或技能都有可能被AI取代，這個問題實在太難回答了，起碼在未來五至十年也難以回答。更易回答的反而可能是：有哪些圈子或群體，正在嘗試把人和科技結合，致力探索某種新的契約關係，為未來的社會和經濟秩序共同努力？你最起碼應該避開的，自是那些完全抗拒科技、又或只懂借科技之名搵著數的群體。
就像我早前亦曾指出過，人們完全毋須假設，AI的未來發展只會被少數坐擁巨資的科技巨頭壟斷。相反，隨着開源模型、小型語言模型和分散式運算技術日漸成熟，在地人工智能（local AI）的發展路徑亦正在浮現。與其由上而下、把一套無所不包的超級智能強加於整個世界，人工智能也可以是分散式、模組化、高度適應性和因地制宜的。我們完全可以想像，數以百萬計的在地智能，將在不同城市、社群、文化、制度和生態系統之中遍地開花。
更加重要的是，這不僅是技術架構的分野，也是政治經濟體制的抉擇。在地智能可以由市政府、合作社、大學、社區組織，以至不同規模的企業共同開發和管理，讓智能的生產、使用和治理重新嵌入具體的社會關係之中。不同地方不但可以自行探索，更可以彼此交流、合作和結盟，形成多中心（polycentric）的智能生態，而不必完全依附於少數科技巨頭。
假如能夠落戶在多中心智能生態萌芽的地方，則你能平穩過渡經濟奇點的機會，自然會高一些。
極右勢力+智能極權
當然，技術上的去中心化，並不必然帶來政治和經濟上的民主化。在地智能同樣可能受到地方權貴、企業或政府壟斷；表面上百花齊放的智能系統，也可能共同依賴少數基礎模型、晶片和雲端設施。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未來的智能極權，甚至毋須依賴一個無所不能的中央超級智能。它完全可以由無數分散在政府、城市、企業和社區的AI系統組成，形成一張無孔不入的權力網絡。
最近我曾提及的Gil Durán對「科技法西斯」（Technofascism）的批判，重點對象之一正是Balaji Srinivasan的《The Network State: How to Start a New Country》（2022）一書。該書啟發了跡近侏羅紀公園般的智能城邦熱潮，如California Forever或更具科幻色彩的freedom cities，正迅速被想像成一個個擺脫民主監督、自成一角的獨立王國——Balaji Srinivasan與科技巨頭Peter Thiel關係密切，後者則是特朗普和范斯背後的主要金主。
這些智能極權化的趨勢，既可能來自Peter Thiel和Balaji Srinivasan等人的宏大野心，但也可能源於大眾對安全、穩定和秩序的渴求。當AI革命引發大規模失業、貧富懸殊和政治動盪，既有政府又顯得束手無策，人們會否反過來要求更強大的政治權威，甚至主動把公共決策交由人工智能處理？假如AI確能更有效地管理危機和維持秩序，犧牲部分自由和民主參與，便很容易被合理化為應付非常時期的必要代價。
眼前的法國，或許正好提供了另一個值得警惕的案例。隨著社會動盪加劇、傳統政黨威信持續下滑，極右領袖勒龐所代表的政治勢力，很可能在明年總統選舉中取得政權。其政治主張主要圍繞民族主義、移民管制和國家主權，但當社會普遍渴求秩序、穩定和強勢領導，這類勢力便可能成為智能極權化的重要助力。
這正是「政治奇點」最危險、亦最弔詭的地方。智能極權的出現，未必因為AI治理走向失控，恰恰可能因為它過於成功。當智能系統能夠準確預測和滿足公民需要，人們便愈來愈缺乏參與公共決策的動機；參與愈少，政治能力便愈容易退化，最終形成對政治強人和智能治理的全面依賴。即使沒有獨裁者，也沒有AI主動奪權，人類仍然可能逐漸喪失政治自主——就好比我在《敵托邦》（2022）一書中，曾借用彼思動畫《太空奇兵·威E》（2008）裡的「綠洲號」太空船，充分代表的「快樂愚人社會」想像。
面對「政治奇點」所需的準備
然則，從個人層面出發，我們又應如何裝備自己，在這場政治巨變中保存自身的主體性（agency）？
目前大部分關於AI時代個人準備的討論，都集中於如何掌握新技能以及避免被AI取代。但這些建議往往假定，未來的制度環境已經由別人決定，個人只能努力適應。問題是，當整個政治經濟秩序都可能面臨重組，單純提高適應能力（adaptability）便遠遠不足。我們需要的，還包括自主能力（autonomy），以及與他人共同創造（co-creativity）的能力。
首先，我們必須保存獨立判斷和拒絕的能力。AI可以協助分析問題、提出方案，卻不應取代我們對價值、利益和責任的政治判斷。真正的自主，不只是能夠在智能系統提供的選項中作出選擇，更是有能力質疑選項本身，甚至拒絕整套選擇機制。
其次，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組織和集體行動。面對制度危機，個人固然可以選擇（如Srinivasan所推崇的）離開（exit），但也可以選擇（Srinivasan所唾棄的）發聲和抗議（voice），不過更加重要的，則必定是與他人共同創造。無論是參與社區決策、成立合作社、建立共享知識平台，還是開發符合地方需要的AI工具，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實踐，都可以成為民主政治的基本訓練。
最後，我們還需要培養制度想像力（institutional imagination）。當既有制度逐漸失效，最危險的不是人們對現狀失去信心，而是再也無法想像其他可能性。這正是我在《Demotopia》一書中詳述、政治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所強調的新生（natality）——人類的政治價值，不在於永遠比其他存在更聰明，而在於能夠與他人共同開拓新的行動，創造前所未有的新可能。
歸根結底，政治奇點不是宿命的極權化陷阱，亦並非注定迎來解放的革命，而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歷史分岔口。它可能把世界推向智能極權，也可能為民主再次開闢新的道路。兩者甚至可能同時出現，在不同國家、城市和社群之間競爭、衝突和演化。
在科技奇點降臨之前，我們真正需要識別的，或許不是哪個地方最先創造出超級智能，而是哪個地方最先學會了如何人本地運用智能——或是學會締造人與科技之間的新契約關係。
而對個人來說，最重要的裝備，便是保存判斷、拒絕、合作和創造的能力。
作者：鄒崇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