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在香港理工大學任教，已故恩師葉富強教授曾開設一科《全球化與中產階級》的通識課程，不久後便轉交給我個人來負責。該課供全校本科生選修，每期學生人數由40-50至逾100不等，相信在我以往的學生中，曾讀過該課的不在少數。
倒不知學生們是否仍記得，課堂上曾介紹過「矛盾的階級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的概念？它來自近年過身的前美國社會學學會會長Erik Olin Wright，一位全球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正如我在《這一代的鬱悶》（2015）一書中複述，假如單看「馬克思主義」這個名詞，難免容易令人感到疑惑，到底那是代表甚麼激進的學說或主張。但簡略而言，Wright的中心思想並不在於階級鬥爭、共產主義革命又或無產階級專政⋯⋯剛好相反，他更關心的是，在高度不平等的既得利益體制之下，為何我們的社會仍可以如常地運作？
Wright畢生關注的一個核心命題，其實是階級妥協（class compromise）——相對於階級鬥爭，為何得以實現？為何飽受壓迫的階級總是逆來順受，不願反抗？他提出矛盾階級位置的概念，嘗試指出位於統治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高不成、低不就」的專業中產和管理階層，作為當代一個人多勢眾的關鍵羣體，對既得利益體制總是搖風擺柳、朝秦暮楚。有時候是傾向建制，覺得主流價值觀挺不錯；有時候又對現實諸多不滿，傾向更激烈的社會變革，但又對變革帶來的未知前景充滿焦慮。
以上這些，便是我在觀看《我們不是什麼》時，勾起關於過往教書日子的回憶。
（以下段落含劇透）
毋須太多介紹，邱禮濤導演的《我們不是什麼》，乃是以鑑證專家龍Sir（譚耀文）的角度出發，凝視社會底層備受壓迫和弱勢的一對年輕戀人，如何在地盤欠薪、茶餐廳狗屁工作、檔販被打壓、專制父權、性傾向歧視……等縱橫交錯的體制壓力下，被壓得透不過氣，最後燃點風煤樽與巴士全車乘客攬炒。龍Sir原已提早退休，和恩愛妻子（彭秀慧）在鄉郊經營浪漫的燒烤樂園，妻子還駕著名貴的寶馬SUV。只因案件尤為嚴重，他才被警方邀請出山協助調查。
當然，故事發展至中段，才揭露原來龍Sir曾經也是雙性戀者，曾和性工作者Andrew（駱振偉）有過一段情，在警察查牌時被碰過正著，遂被上級迫令提早退休。悲憤得無法自持的龍Sir，當年甚至一度像那對年輕戀人般，想製造炸彈和同袍們同歸於盡。只因妻子用愛打動，他的人生才得以重拾正軌。
龍Sir這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正好道明了他作為前警務人員，早已遠離了體制權力的中心，如何在某種相對地抽離、甚或堪稱為離地中產的位置，以某種悲天憫人的姿態，俯瞰基層青年面對的苦難和困窘。龍Sir乃是真心實意地同情他們，並非只為查案而扮演仁慈的角色；他的往事讓他更容易對被壓迫者產生共情，或稱同理心，令他區別於只懂公事公辦的上司。
但畢竟，龍Sir仍然屬於體制的一部分，受聘於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他最後雖然選擇隱瞞一對年輕戀人的身分，但仍只是一名隔岸觀火的旁觀者，對悲劇根源更無力作出什麼回應。
假如10分是滿分，我會給《我們不是什麼》8分。這是近年不可多得的一齣港產電影，對身處的大時代作出有力回應，很值得向未看過的朋友推薦。但同樣瑜不掩瑕。
演員：可說是無可挑剔。譚耀文收斂起一貫火爆演出，舉重若輕地演一個背負沉重過去、仍不忘初心的老差骨，和彭秀慧的一對更是充滿火花。其他資深演員如朱柏謙、盧惠光甚至是車婉婉等，表現均令人難忘，駱振偉和李蕙敏更讓人眼前一亮，絕對有力挑戰明年的金像獎。至於年輕演員江𤒹生、陳毅燊、梁雍婷，雖談不上太過突出，卻倒是十分稱職，演活了基層青年的困境。
場景：更加是全片的一大亮點。邱禮濤鏡頭下的香港，從前述的地盤、茶餐廳，到紅磡和觀塘的基層住屋、公廈劏房，以至天橋底球場、破落街市等，場景甚至堪稱電影的主角，大大強化了基層生活的質感，為襯托角色際遇起了畫龍點睛的效果。
情節：主要通過龍Sir的視點——大概亦代表了邱禮濤自身的角度，追查巴士爆炸案的根源和和人物的經歷。案情揭露的情節豐滿細緻，自是邱禮濤一貫的拿手好戲。各式市井小人物充滿怨氣和憤恨，邱禮濤大概是藉此表明心跡，那份對香港愛之深、責之切之情，觀眾完全能通過影像感受得到。
然而，如上所述，通過龍Sir看到的基層處境和社會問題，只能夠零零碎碎地拼湊起來，談不上對社會不公和歧視等議題，有任何詳細的分析和探討；甚至可以斷言在劇本撰寫階段，也談不上做過認真的資料搜集和研究；所謂對社會議題作出的控訴，更多亦只是龍Sir又或邱禮濤本人，主觀的感懷和感情宣泄，僅此而已。
多年前，邱禮濤取得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博士，以往一直很低調，並沒讓太多人知道。直至《我們不是什麼》上映，這段往事卻老是被重新提起，甚至彷彿成為宣傳的重點之一。當然，假如真能令更多人接觸這齣電影，並因而對香港現況有所反思，對劇中的社會議題提高關注，這作為一種宣傳手法亦無可厚非。
邱禮濤擁有博士學位的事實，有意無意間予人一種錯覺：他對香港社會議題曾作過嚴謹研究，並以此為基礎構思和創作劇本。顯而易見，這兩者之間其實並無必然關係：學術成果不一定適用於電影創作，《我們不是什麼》亦並非什麼研究報告或論文。
然而，在觀影的整個過程中，我卻始終無法擺脫「導演擁有博士學位」這個念頭。
為何會這樣的呢？原因不在於學術背景能否帶來更扎實的劇本，而在於它悄然塑造了個人的氣質。這遂構成或可稱為「區判」（distinction）的距離感（註）——它不單涉及知識的累積和升華，更是一種拉開距離、重新審視社會的能力。彷彿坐上一個熱氣球，或登上一架直升機，暫時抽離日常生活的局限，從更高、更廣的角度凝視這座城市，同時看見不同階層、不同社群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如何共同構成香港。
亦正因為如此，電影中那些基層青年和弱勢社群，並沒有被困在各自的遭遇之中，而是在導演的視野下，被放置到一個更大的社會圖景裡。這種宏大視野，未必來自博士研究本身，卻幾乎可以肯定，與學術訓練所培養出的「習性」（habitus），息息相關。
必須一再並嚴正地強調，我十分欣賞《我們不是什麼》這齣電影；分享以上的觀影體驗，絕不是想對邱禮濤導演作出批判或攻擊。剛好相反，上述體驗帶來了難能可貴的個人反思：自特區政府成立以來，香港專上教育迅速擴張，高學歷、高技術勞動人口的比例大幅增加；高中通識教育的推行，更鼓勵學生從不同角度理解社會議題。教育並不必然孕育某種政治信念，卻相當程度上拓闊了市民的公共視野，亦為民主、自由等價值，提供了更廣闊的社會基礎。
然而，我們就真有能力為社會把脈嗎？就真懂得「代表」不同階層發聲嗎？我們是否只是理所當然地相信，只要通過書本上的知識，就真正洞悉和體察社會問題的所在，並且毫不諱忌地侃侃而談？我們對社會改革和進步的信念，到底是建基於活生生的生活經驗，抑或書本上抽象和空洞的概念及理論？歸根結底，我們是否都只是不食人間煙火、象牙塔式的離地知識分子？
毋庸諱言，上述反思不應局限於學院中人，同時適用於廣泛的專業管理階層。過去數十年，學術訓練既帶來了集體向上流動的機會，亦構成了層次分明的專業倫理、氣質和習性。這既塑造了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但亦塑造了某種精英主義的、凝固的世界觀——它能高效便捷地履行專業服務和管治，卻不一定真能回應社會悲劇的集體根源。
無獨有偶，在我近期創作《Demotopia》小說的過程中，同樣面對著類似的自我懷疑。故事主要發生在北美的大學校園，來自東亞的留學生每天高談闊論，游走於各種宏大理論和論述之間，思考全球範圍的重大挑戰和出路。但他們的政治生活經驗，卻主要來自原居地的社運抗爭——當流徙或流亡至異國他鄉，他們的人生（或我作為作者）便宿命地變得輕不著地，無法通過第一身經歷延續政治參與。
而這，亦微妙地在故事中的另一主要角色，廿世紀最重要政治哲學家Hannah Arendt身上找到。作為在德國成長的猶太人，她半生過著飄泊的流亡生活，40歲過後方在紐約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她尤其關心無國籍人士的政治困境，因為他們連「享受權利的權利」亦欠奉；但Arendt同時卻又弔脆地深切體會，當基本溫飽也無法滿足，社會上將充斥大量「勞動動物」，將形成一股躁動的盲流力量，窒礙理性的政治討論和商議。
不少人因而會覺得，Arendt的政治哲學充滿精英主義意味。她相信只有「衣食足」之後，人們才真正能夠「知榮辱」；那些連「享受權利的權利」亦欠奉者，根本談不上具備政治參與的能力；當人們只汲汲於眼前的生存需要，將難以構成穩定民主政治的基礎；他們更多只是民粹主義下的盲流，任由威權領袖利用而隨風起舞。但這一切，卻又是那麼一針見血和切中時弊，道明了當代人類共同面對的困局。
小說中的角色和Arendt，會否正是離地知識分子的典型？對此我仍無法找到確切的結論，相信小說只是拋出了更多的問題而非答案；但幾乎可以肯定，這些同樣是無法迴避的重大問題，或許值得都經歷了重大轉折後的香港人，有所思考。
註：相信唸社會學（或修讀過我的課）的都知道，「區判」和「習性」都是另一社會學巨匠Pierre Bourdieu的核心概念，有興趣可參閱：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1009285?loc=P_br_r0vq68ygz_D_2aabd0_B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