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特區政府公布所謂「区议会」改革方案，建議修改職能，要求区议員支持政府、承擔政府委託的事宜。有個所謂「立法会」議員，叫狄志遠的，似乎很喜歡扮演唱反調的角色，昨天在電台質疑，「未來区议員應自視為民意代表，抑或政府公務員呢？」又擔心区议員變了「政府啦啦隊」。
與狄志遠同場的港區全国人大代表、前運輸及房屋局長陳帆以「家傭」比喻区议員，回應：「家傭合約也有條文，如果不遵從僱主合法合理的要求，可以解僱。」據港媒報道，西貢区议員方國珊認為陳帆藐視区议員，在Facebook 喊話「士可殺不可辱」，又說区议員有尊嚴，希望陳帆勿以家傭為喻。
我認為，不管是把議員抑或高官比喻為「家傭」，都不會損害他們的尊嚴——只要那個「家」是大眾，「家傭」即「公僕」的話，就非但不是侮辱，更是崇高的理想。真正可恥的，是以議員或官吏之名，行家奴之實。
陳帆的「家傭論」，令我想起唐代大散文家柳宗元的〈送薛存義序〉。文章記述柳宗元跟薛存義道別時，循循訓誨他為官之道，其中有一句就把人民納稅僱用官吏，比喻家中僱用僕人。柳宗元的贈言是這樣的：
「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翻譯成白話是：「大凡在地方做官的，你知道他們的職責嗎？他們是人民的僕役，不是來役使人民的。大凡靠土地生活的人，交出收入的十分一僱用官吏，是要讓官吏為我們人民辦事。現在做官的收了人民的錢，卻躲懶不為人民辦事，天下皆是如此。他們不只躲懶，還乘機盜用公款。
「試想你僱了一個家傭，他收你的人工，卻躲懶不工作，還偷你的財物，那你必然大發雷霆，要趕走他，處罰他。但現在官吏大多這個模樣，人民卻不敢發怒趕走他們，懲罰他們，為什麼呢？因為事勢不同，做不到啊。事勢不同，而道理相同，該怎樣對待我們人民呢？通達事理的人，能不惶恐敬畏嗎？」
文章雖寫於千多年前，但今天讀來全不過時。官員「受其直，怠其事」，「又從而盜之」，「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相信中国很多人都有共鳴。
官吏並非高高在上的領導，而是「民之役」，柳宗元寫得很清楚，可謂中國史上最早明確提出「公僕（civil servant）」概念的人。明乎此，陳帆、狄志遠等就該知道，不單議員是「家傭」，政府本身也是「家傭」（或者可叫「管家」），他們真正的僱主只有一個：市民。
當然，話是這樣說，但中國千多年來，有多少官做到「公僕」的高尚境界呢？不止「禮失求諸野」，中國人自己圓不了的夢，往往也得靠洋人實現。你也許不知道，英國那套政治中立、唯才是用的「文官（civil service）」制，其實源於中國。
英屬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借鑑於中國科舉，在十九世紀初向英國提議，應該靠考試選拔人才擔任官吏，以取代委任制。這建議逐步發展，至十九世紀中葉，就奠定了英國現代文官制度的基礎。「公僕（civil servant）」一詞也是那時出現的，說起來也跟中國有幾分淵源。
在有真正民主的文明國家，議員官員都是公僕、「民之役」，形容他們為「家傭」只是比喻。但在某些以蠻夷為領袖，一味假裝文明的地方，所有掛名「議員」、「官員」的，都是貨真價實的「家奴」——只聽命於一夫——稱之為「公僕」，只是笑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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