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經濟學人》刊出一篇有趣的文章，題為「China’s superstitious mayors（中国那群迷信的市長）」，副題「Supernatural beliefs lead to lower economic growth（超自然信仰導致經濟成長放緩）」，內容取材自論文〈The Costs of Leader Biases: Evidence from Superstitious Chinese Mayors（領導人偏見的代價：迷信的中国市長給你證據）〉，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的Justin J. Hong及中国人民大學的Yuheng Zhao（注1）。
市長認為某方位不利自身，就會減少在那裏投資，這些地區得到的公共開支平均低約1%，而市長在工作報告中提及那地區的次數也會較少。公共建設削減後，企業進駐率便隨之下降；留下來的企業則減少招聘及資本投資，生產效率亦下降。企業不來，居民甚至慢慢搬走。可見市長迷信的影響，不會停留在自己的辦公室，而會一路傳導到企業、就業和人口。對某個市長「不祥」的區域，很快就會「損財損丁」。
論文引述2007年國家行政學院一項內部匿名調查，顯示超過52.4%受訪中共官員相信超自然（該調查的網上連結已經失效）。最令人咋舌的，是作者對全国經濟損失的估算：2000至2018年間，中共市長這種與方位有關的迷信，每年造成至少約0.1%的GDP損失，相當於超過400億元人民幣。作者甚至認為這是保守估計，因為研究只能根據市長的出生年月推算不利方位，而現實中的風水師可能使用更精確的出生日期和時間。
論文舉了多個中国地方官員受迷信影響的例子，令人啼笑皆非。美中不足是作者沒註明確切的出處，引述軼事又不敢指名道姓，害我花了不少工夫求證。例如有段說，2005年沁源縣一所中學發生嚴重事故，時任市長杜某本該在上午9點到達現場，卻因為要避開自己認為不祥的地區而刻意繞路，結果到中午才抵達。我費了點時間才查出「杜某」是長治市長杜善學（見《東方早報》2014年7月22日報道〈聰明人杜善學：戴大紅花閱兵 出門路線靠大師算〉）。
兩位學者的角度很有意思，我也相信中共官員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地迷信術數，由是浪費不少公共資源，但研究方法其實不太準確。以上述杜善學軼事為例，通曉術數者應該看得出，他之所以大費周章繞路，很大可能並非基於風水或命理判斷，而是找人算了奇門遁甲。至於推算「不祥方位」的方法，作者是從官方年鑑中整理市領導人的出生年月資料，再請三名術士根據這些資料推算禁忌方向。然而算命必算四柱（即年月日時），光憑年月推測，又怎可能算出市長心中的「不祥」方位呢？換句話說，這研究應該有大量漏網之魚，真正源於迷信的經濟損失可能比作者估量的要大得多。
看了這篇論文後，不期然想到香港的情況。以我所知，歷任「市長」中可能是董建華最信風水。1997年後，董建華拒絕入住前身為港督府的禮賓府，堅持住在司徒拔道的私人寓所嘉慧園，據說是基於風水原因。我隨便望了一眼董建華出生的年月日三柱，日主乙木，其餘是丁、丑、未，身弱，很可能是假從財格，以未土為用。未土即西南方，有利於董，巧合的是，董建華一意孤行批予李澤楷的鋼綫灣臨海地皮，正位於政總的西南方。是巧合，抑或迷信？
Zhao和Hong兩位作者雖然只談市長，但順藤摸瓜，很容易就令人聯想到更高層級的領導人。例如習近平譽為「千年大計」的雄安新區，公開資料早已顯示它是一個風水項目——被黨媒稱作「雄安設計師」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組長徐匡迪，曾解釋雄安新區的設計意念，原來是基於風水的「山川定位」立軸線思想。不過雄安新區並沒有因此「旺丁旺財」，反而變了爛尾的死城，到底是風水不靈，抑或領導人誤信「大師」，那就不得而知了。當然，這題目是沒有學者夠膽研究的。
水淹涿州，或有「風水」理由
耶穌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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