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擬訂立「国安法」附屬條例，明確賦予行政長官權力，以發出證明書的方式，將某些案件「認定」為涉及国安。李家超前日解釋，很多間諜活動涉及「國家級的高手」，有些敏感資料只有他才能審閱，從而判斷什麼案件涉及国安，而那些敏感資料亦不宜公開。
這解釋聽起來頭頭是道，但細想之下，卻有一個「小問題」：既然只有他才能看到那些資料，大眾除了「信政府唔驚」外，怎麼知道那些資料真的存在，或真的跟案件有關呢？之前，李家超亦曾以特首身分發出這類證明書，如港大評議會「張敬生案」。我們不妨重溫一下，看看特首的證明書到底證明了什麼。
2021年，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為銅鑼灣刺警而後自殺的梁健輝默哀，並「感激梁為香港作出的犧牲」。其後四名評議會成員被控以「国安法」下的「宣揚恐怖主義」罪，四人最終承認交替罪名「煽惑他人有意圖傷人」，刑期在上訴得直後，獲減至15個月。
2024年9月，案中張敬生向高院申請「人身保護令」，其代表律師指出張承認的交替控罪並非国安罪行，張在獄中行為良好，理應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時釋放。數日後，李家超就此案發出證明書，認定張敬生案涉国安，審理的法官便由高院法官高浩文，改為国安法指定法官黎婉姫。国安委隨即向法院下達決定，指張獲減刑「不利於国家安全」。結果張敬生不獲減刑出獄。
問題來了：梁健輝一人刺警，繼而自盡，怎樣看也只是普通刑事案件，沒證據顯示他是恐怖分子，就算為他默哀或致謝有點爭議，也不至於是「宣揚恐怖主義」吧？徐步高連環殺警，多年來「懷念」他的大有人在，甚至有網民嘗試為他翻案，卻從未聞說有人被控「宣揚恐怖主義」。若要數最符合「宣揚恐怖主義」罪的事例，肯定是2001年特區政府向六七暴徒楊光頒發大紫荊勳章，但董建華被捕了嗎？
中国大陸也有一個楊佳，因不滿司法不公，2008年在上海持刀闖入公安局閘北分局，砍死六個警員，令四個警員和一個保安員受傷。楊佳罪名是什麼？是《刑法》第232條「故意殺人」，跟恐怖主義或危害国家安全無關。當年上海有不少人出來悼念楊佳，儘管被警察毆打鎮壓，卻沒有人被控「宣揚恐怖主義」。可見在中国大陸，單槍匹馬的「殺警」行為——即使殺了六個——也不是會隨便納入「危害国家安全」罪的。
那麼張敬生案中，李家超究竟審視了什麼連法官也看不到的機密資料，讓他認定張敬生等人哀悼梁健輝，就危害了国家安全呢？李家超不能說，因為那是機密。結果，公眾疑惑沒有解開，「国安案」範圍也越來越難觸摸。這「證明書」機制產生的效果，恰恰跟政府訂立附屬條例的原意背道而馳——官方聲稱制定附屬條例的目的，是「減少爭拗」、把法律講清楚，但客觀結果卻是，案件最重要的理據還是不清不楚，而特首也有凌駕法官之嫌，爭議其實更大。
說到底，這附屬條例的真正功能，可能與「講清法律」無關，而是涉及一個很實際的問題：跑數。香港国安處成立至今，耗費公帑以百億計。但国安大案（如47人案、壹傳媒案）都已審理完畢，塵埃落定，往後要找到真正觸犯「国安法」明文規定的案件，理應越來越少。從正常角度看，這是好消息，因為如果国安部門「做到嘢」，社會自然太平，哪來許多国安案？
但若国安案件越來越少，国安處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又從何體現？預算怎麼申請？人員怎麼養活？這就陷入一個弔詭的困境：機構越成功，就越難證明自己有存在的必要。怎麼辦？也許有個擅長「每天解決一個問題」的人，拍一下腦袋就想到「好橋」：只要把許多原本不屬於国安範疇的案件，「依法」納入国安框架，就不愁沒有案件了。跑到數，預算保住，国安處就五十年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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