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益大廈二期法團前秘書高文軒（Justin Ko）在去年 5 月增選為 Bletchley and Fenny Stratford 鎮議會地方代表，這個鎮位於距離倫敦個多小時車程的 Milton Keynes ，隨着近年多個新樓盤落成，Milton Keynes亦成為部分移英港人聚居地之一。在下月 7 日的地方選舉，Justin 將代表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es）出戰Milton Keynes地方選舉。
Milton Keynes 為英國新市鎮，由多個較老舊市區合併組成。當地市議會（City Council）負責較廣泛城市規劃及管治事務，鎮議會（Town Council）則主要處理街道管理及社區活動等，服務人口約數千人。Justin 形容兩級架構分工時表示：「有些官官相衛，我又不想取締你，但權力集中在市議會那方，鎮議會就有點像關愛隊的角色，市議會就是區議會。」
由香港法團工作到英國地區政治，Justin 指見過不同層面的「建制問題」，並認為要將權力層級推高，才有機會揭示真相：「在鎮議會遇到的問題，令我覺得要將權力推高一級，才有機會令事情真相大白。」
參與均益大廈法團反圍標
Justin 過去接受《棱角》訪問時提到，自 2008 年起多次與區議員接觸，處理屋苑管理及維修問題，亦曾替區議員助選。他在香港任職銀行合規審批工作，主要負責成本效益分析及風險審查，並研究潛在欺詐及貪腐問題。
他形容，長期工作令自己累積「Fraud Detection」經驗，逐漸關注反貪腐議題。他在西環均益大廈長大，見證大廈管理問題多年，最終決定參與法團工作，並揭發懷疑「圍標」情況。
政府2012年6月實施「強制驗樓計劃」後，部分法團與工程公司之間可能出現利益關係，導致工程合約出現「圍標」情況，以確保特定公司中標。Justin稱，反圍標問題牽涉法團、顧問及承建商關係，部分行業亦與黑社會背景有關。
他又指，當時均益大廈法團與親北京政黨民建聯關係密切，民建聯區議員辦事處亦設於大廈商場內，因此「反圍標」實際亦涉及「反黑」及「反建制」性質。
移英後參與社區事務 成為鎮議會代表
四年前 Justin 攜愛犬移民英國，最終在 Milton Keynes 落腳，過往在香港法團的經驗，令其迅速關注當地社區問題，包括違例泊車及街童問題，但認為市議會反應不大，遂與同樣關注社區問題的愛狗人士 Ray Blackman 共同推動地區工作。
其後，他亦不時出席居民組織（Resident Associations）會議，並透過新推薦制度（co-option）成為Bletchley and Fenny Stratford地方代表。
他形容，當時有區內人士邀請他參與地區事務，稱「我們需要一個正直的人在鎮議會（We need someone decent in the council）」。他隨即反問：「為甚麼是我？鎮議會裡的人難道都不正直嗎？」對方則回應：「你很快就會知道（You are about to find out）。」
升降機壞五年未修 質疑承辦商「買殼」接政府合約
Justin「落地」後關注當地社區中心一部升降機長期損壞問題，他指該升降機曾多次遭刑事破壞，面板、天花及閉路電視等受損，但認為問題理應可透過維修處理。
該升降機停用約五年，鎮議會回覆指「無錢維修」，估計維修費達六位數英鎊。他對價格及安排提出質疑，並指出升降機應設保養及保險機制。「我預設部升降機應該要買保險，第二就是承辦商應該是有收保養費的」。他質疑相關合約安排及承辦商收費模式，認為可能涉及利益不透明問題，「究竟現在升降機公司是收兩部升降機的保養費還是一部，因為有一部升降機已經五年沒有運作。」
其後，他查閱資料後發現涉事公司疑似為「買殼公司」，由其他公司購入空殼後承接項目。他又指該公司資本額僅約兩英鎊，質疑審批制度：「為什麼一間只有兩鎊資本額的公司，可以承接政府合約？」
他與社區人士曾透過《資訊自由法》（FOI）要求披露資料，但當局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公開。
Justin 質疑制度透明度，認為可能涉及利益關係：「究竟這家公司獲得這個項目，跟鎮議會或者市議會哪些成員有關係，其實從來都沒有披露。」他並指可能涉及利益輸送，「有機會是給回自己的家人或者親戚，其實就是圍標，完全沒有分別。」
農曆新年活動方案未獲採納 質疑改用慣常合作商戶
Justin 又提到，在今年 Milton Keynes 一個農曆新年活動籌備過程中，早於去年 6 至 7 月已獲鎮議會接觸，邀請就當地農曆新年市集（Lunar New Year Market）提供意見，並提交方案。
他提出活動設計包括「願望樹」、傳統「搶包山」等元素，並建議以較安全方式進行，例如設置約三至四米高裝置供市民參與，「逐個逐個上去就安全，敲一個鐘就當作禮物」，亦可透過小額捐款參與許願樹活動。他稱當時已提交完整方案，但其後一段時間未獲回覆。
Justin 表示，直至 10 至 11 月才獲告知，活動市集規模縮減至約 12 個攤位，並只有約 4 小時活動時間。他認為安排不理想，指時間過短及規模過細，難以吸引檔主參與，「你排完之後，我已經可以收檔」。
其後活動當日，他指現場安排與原先構想有明顯差異，包括由一名 DJ 負責音樂播放，但並非原本構思的節慶音樂元素，並改由其他團體安排舞獅表演，該表演缺乏傳統元素，例如點睛儀式等。最終更以聖誕樹代替「願望樹」。
他又質疑，活動部分表演及安排改用慣常合作商戶，與其原先提交方案並不一致。他稱曾詢問舞獅及表演成本，據悉相當昂貴，但未再深入追究細節。整體經驗「有啲似以前法團情況，我會覺得黑暗程度不比香港差。」
「反建制」路遙遙 當選後關注港人權益
Justin 表示，「反建制」之路相當漫長，因為整個制度本身亦屬建制，「你只有幾個人，是不是能夠反建制？」他又認為可以參考香港現時政治狀況，「現在香港立法會，為什麼江玉歡要起來、謝偉俊要起來、田北辰都要起來的時候，你就明白發生什麼事，就是那些已經變成少數了」。
他續稱，在約 20 萬移英港人群體中，能夠進入當地議會者數目有限，他對自身選舉取態則較為務實，強調不會對選民作過度承諾，「我沒可能吹到這麼大，要改變什麼，因為我知道路是很遠」，並指其競選理念更偏向象徵性，「像燭光般燃點一點希望」。他補充，要真正帶來制度改變，需要具一定規模的政治力量，「要有差不多的人數，才可以有機會改變到現狀」。
港人議題：BNO、職場配對與商業稅
Justin 表示，若當選將關注港人權益，包括 BNO 簽證及入籍安排等議題，即使市議員權力有限，仍可透過國會議員（MP）反映訴求。他指出，「其實在國會裡面，我們是做不了任何改變，因為權力不在那裡」。但他強調英國政治運作具層級傳達特點，「英國佬做事就是一層踢一層」，一般市民即使直接向國會議員發電郵反映意見，未必獲得實質回應，因此需透過具公職身份人士持續施壓，「一定要有一班有頭銜的人，例如我們去鎮議會或者市議會，用公職身份施壓，就是另一個境界」。
他亦關注港人在英就業與專業錯配問題，表示未來希望推動「職場配對」計劃，並跟進商業稅（Business Rates）相關議題。
他解釋，商業稅為英國向商業物業徵收的稅項，與租金及Council Tax分開計算，按舖位評估值釐定。雖設有上訴機制，但實際上多由大型企業透過顧問處理，小商戶普遍缺乏資訊及資源，甚至未必知悉可提出覆核。
他形容，即使成功調整稅額，減幅亦未必顯著，但仍需額外支付顧問費用，「有時跟英國人做事會相當消耗時間與精神，不少人寧願選擇接受」。
Justin 認為，問題不僅在於能否上訴，而在於制度透明度不足，包括評估方法及計算基準未有充分公開。他建議應提升透明度，例如公開評估公式、責任部門及申訴流程，以減少商戶對顧問的依賴。
Milton Keynes 的選民結構
Justin 指，當地選民大致可分為幾類，包括對政治「完全無興趣」的本地居民，以及部分對現政黨失望、轉向自由民主黨（Lib Dems）或綠黨（Green Party）的選民。
他形容，部分年齡介乎 30 至 50 歲的居民忙於工作，政治參與度偏低，但對生活質素及現行政治體系仍存不滿；移英港人社群則整體較為低調，即使關注議題亦未必公開表態，但投票時仍會按具體政策作出選擇。
他又指，較多本地選民關注反貪腐、洗黑錢風險，以及政府與承辦商合約成本是否合理等問題，憑過往在香港的專業及法團經驗，或有助他理解及處理相關議題。
棱角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