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篇文章我們探討了中國經濟的根本矛盾，但如何重新取得平衡（rebalancing)卻絕不容易。私人和家庭消費必雖從現在佔GDP的38%上升至大部份國家的60%以上，資本投資則要從GDP的42%下降至成熟經濟體的20%，兩方面的調整都要超過50%。中國政府不是不知道問題的所在，因此也大力鼓勵市民增加消費。但問題不在於中國人天生節儉，這可以從私人欠債相對於GDP 其實不較美國人低可見，而是因為工資低沒錢消費，和缺乏社會福利和保障故要增加儲蓄。很多人因為中國的儲蓄比率高而誤以為人民富有，但仔細分析會發覺其中大部份都是企業的儲蓄，平民百姓的浄儲蓄仍然偏低。
要增加市民的消費水平，最直接是提高他們的收入，或將現有的社會資產轉移給市民，辦法有3種：
（1）人民幣升值，因為所有人都要消費入口資源，這方面支出減少，會使市民實際上富有起來；
（2）直接或間接地增加市民的收入或資產。方法可以是增加工資或減少市民的稅項，把農地免費送給農民，增加各種醫療和社會福利，私有化國企然後將收益撥入市民的退休基金等；
（3）增加利息，一方面令國企減少借貸，但開放借貸給付得起高息的私人中小企，市民存錢入銀行則獲得更高的利息收入。
作為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再分配，有受益的一方（平民百姓），自然也有受損的一方（國企，地方政府和紅二代）。這些既得利益的權力菁英會作出抵抗是意料中事。所以歸根到底這不單是經濟改革，更是一種政治角力。由於筆者對中國政治認識有限，故不會在這方面作任何預測。
但即使中共能克服政治障礙進行改革，頭十年也會出現以下的3 種陣痛：
（1）對外貿易委縮，因為國企在減少補助下會喪失不少競爭力，工資增加也會令成本上升；
（2）企業的成本上升也會令通漲增加；
（3）中國的GDP會大幅減速甚至可能出現負增長。
佩蒂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作了一個思想實驗。他假定中國通過改革，未來10年間將資本投資從GDP的42%減至30%（仍遠高過成熟經濟體的20%），私人消費則從GDP的38%增加至50%（仍遠低於大部分國家的60%），究竟會對中國的GDP增長有何影響。他的結論如下：（見表一）。
在中國經濟已經開始下跌，地產泡沫正在爆破和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他最樂觀的情景（A)根本不會出現，假如是較樂觀的情景（B)，未來10 年GDP每年的增長只會是1.5%。說實話，筆者認為危機情景（D)才是最大的可能，因為直到現在中國政府還沒有提出具體的改革措施。
佩蒂斯在2013年的著作中，也有提到假如中共基於某種原因不進行改革會出現的情況。就是跟著幾年GDP仍然高企，但債務的增長較GDP的增長更迅速，直至某一天達到債務極限而再不能支持資本投資。當投資不再足以撐起GDP時，經濟的增長便會出現崩潰和不受控制和渾亂的調整，如1930年的美國大蕭條或80年代的巴西。經濟衰退產生大量失業，引致更大的消費委縮，變成一個循環的下行旋渦。中國政府也可以學日本把所有企業債全攬上身變成國債，不過代價是經濟持續低迷幾十年。日本1989年的GDP 佔當時全球生產總值的18%，幾十年後的今天則只是8%以下。中國的調整會是美國式的大蕭條還是曰本式的「失落幾十年」，筆者則不作預測了。
作者：林風
免責聲明：此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棱角》對所發佈的信息及意見，不予承擔任何責任。
投資涉及風險，讀者需小心衡量，投資前應適當地向獨立財務及專家尋求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