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還是否記得,彼思動畫較早期的作品《超人特政隊》(The Incredibles,2004)?故事講述超能先生一家,在脫離了超級英雄的行列後,不情不願地過著平民百姓的刻板生活。在外型有點似特朗普的超勁先生的誘導下,他們得以重出江湖和重操故業,對付新出現破壞力極強的機械人。最後揭發,機械人其實由超勁先生創造出來,好讓他能親手消滅機械人,樹立自己救世英雄的形象,並藉銷售防衛裝備獲得豐厚潤。
所謂的人類滅絕危機,只有救世英雄才能解決。結果卻發現所有的危機,不過是所謂的英雄自編自導演。
這樣的故事橋段,大家是否感到有點似曾相識呢?
自編自導的「AI末日論」
過去數月,全球最積極警告AI或會導致人類滅亡的聲音,恰恰來自最積極推動AI發展的矽谷精英和科技巨頭。一方面,我們被告知超級智能一旦失控,後果可能比核戰更加嚴重;另一方面,開發更強大模型的競賽卻變本加厲。每一次模型能力突破,又成為投入更多資金、購買更多晶片、興建更多數據中心,以及訓練新一代模型的理由。
請千萬不要誤會,這絕不表示AI風險是虛構的,更不是說AI不會帶來人類災難——最近的「抱抱臉」(Hugging Face)事件已完全說明了一切。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風險製造者、定義者和解決者,竟然是如此的高度重疊。掌握最尖端模型和最多算力的人,同時又最有資格告訴我們模型有多危險;而當危險被這一少撮人確認之後,他們又最有能力提出解決方案。
由此便形成一個詭異的怪圈:因為AI愈來愈強大,所以需要更強大的AI,才足以駕馭AI的發展;而要建立更強大的AI,又需要將更多資源和權力,集中到少數最有能力的人手上。
這正是《超人特政隊》最堪再三玩味之處。超勁先生先製造出無人能夠對付的機械人,再以唯一能夠降服它的英雄姿態從天而降。放到今天,當一個社會逐漸相信,只有掌握超級算力、超級模型和超級資本的人,才有能力理解和處理AI構成的危機,普通人便只能站在街頭,仰望天空等待英雄降臨。
更加吊詭的是:假如AI只是一般的創新科技,社會自然可以要求開放競爭、公共參與和民主監督;正正由於AI涉及人類文明的存亡安危,局面便顯得截然不同了。既然稍有差池便可能導致人類滅亡,那麼最合理的做法似乎的確是——不要讓普通市民亂來,把最先進的晶片、模型、數據和研究能力,交給少數「最懂AI的人」管理。
於是,一場本來是精心計算的政治抉擇,被包裝成不為人意志轉移、自然規律般的「物競天擇」;一個本來關於多數人科技主權的問題,悄悄變成了一個所謂的科技安全問題——試設想此等涉及國安的生死攸關課題,平民百姓又豈能說三道四?!
然則,我們需要的,究竟是一個更可靠的超級英雄,還是一個根本不需要等待超級英雄、由市民自主自決的社會呢?
從資訊革命到智能革命的丕變
追本溯源,三、四十年前資訊革命誕生之際,曾應許自由、平等、開放和沒有疆界的網絡世界。1990年,英國科學家Tim Berners-Lee發明萬維網(World Wide Web),提供一個全球互聯互通的免費平台,讓資訊和知識能夠無阻隔地傳播和交流。人們還一度期許這將成為民主化的利器,對威權和極權國家帶來終極的致命一擊,並迎來政治學者福山預言的「歷史終結」……
二十五年前的「九·一一」事件,把所有人從這些美夢中驚醒。自那時起,世界不但重新陷入另一著名學者杭廷頓所言的「文明衝突」,矽谷精英更與小布殊政府漸行漸近,成為反恐以至監控一切敵人(和朋友)的特種部隊。若非美國國安人員斯諾登在2013年選擇出走香港,並將數以千計的監控文件公開披露,所有人很可能至今仍被蒙在鼓裡。
矽谷獨立記者Gil Durán剛出版的《The Nerd Reich:Silicon Valley Fascism and the War on
Democracy》(2026)一書,正好對從資訊革命到智能革命的丕變,來一記當頭棒喝。書中追蹤廿一世紀這條思想路徑的發展:科技如何從原來解放和自由的承諾,逐漸蛻變成作者形容的「科技封建主義」(technofeudalism),然後與反民主的政治力量合流。作者將Peter Thiel、Marc Andreessen、Balaji Srinivasan和Elon Musk等人,放進這條思想系譜之中。
Durán尤其把思想源頭,追溯至James Dale Davidson與William Rees-Mogg的《The Sovereign
Individual: How to Survive and Thrive During the Collapse of the Welfare State》(1997)。這本書提出一個當年看來近乎科幻、今天卻異常熟悉的世界——資訊科技將逐步削弱民族國家的權力,電子貨幣可以繞過政府控制。Peter Thiel正是深受這本書影響,將之視為創辦PayPal的主要靈感泉源——既然電子貨幣終將削弱政府控制,為何不搶先一步,創造新的電子支付系統?
從科技封建到科技法西斯
我們總是習慣把「自由」和「民主」並列,稱之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但兩者顯然並非同一回事。「科技放任自由主義」(technolibertarianism)最重視的,是個人和企業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民主政治重視的,則是公民共同決定公共事務的權利。當民主政治要求科技巨頭繳稅、保障勞工、保護私隱、限制壟斷和接受監管時,兩種價值便可能發生衝突。
由此一個最初非常迷人的問題:「科技能否讓我們擺脫政府的控制?」,慢慢便變成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如果科技已讓我們有能力擺脫政府,我們還需要民主嗎?」這正是從科技放任自由走向科技封建主義的關鍵一步。
封建主義的核心並非權貴階層擁有一切,而是主權被碎裂成一塊塊的私人領地。我們每天活在其中的搜尋器、社交平台、電子商貿、支付網絡,以至最新的AI模型,愈來愈像一片片由科技巨頭擁有和管治的數碼領地,有著自己的規則、貨幣、守門人和懲罰機制。我們可以自由選擇進入,卻愈來愈難真正選擇離開。
因此,科技封建主義涉及的已不只是財富,而是主權。但關鍵問題是,這還不是危機的全部!科技放任自由主義最初的口號大抵是:「不要管我」;科技封建主義進一步變成:「我有自己的領地,不需要你管」;到了Durán所批判的「科技法西斯主義」(technofascism),問題卻可能再次翻轉:「既然我比政府更有效率、比普通人更聰明——為什麼不乾脆由我來管?」
從「政府不要管我」,到「我不需要政府」,再到「讓我來接管政府」,由此科技放任自由主義,遂完成了一次弔詭的政治大蛻變。
科技法西斯+右翼民粹政治
最諷刺的歷史轉折,卻剛發生在最近這一、兩年——劇情反轉要比《超人特攻隊》或許更加詭譎。昔日夢想擺脫政府的科技放任自由主義,非但沒有成功消滅國家,亦沒有堅守各自的領地,反而進一步大力和國家權力合流。到了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政府上台,Gil Durán所描述的科技法西斯主義,正和右翼民粹政治出現前所未見的交疊。
Peter Thiel正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既是PayPal的創辦人,也是Palantir的共同創辦人、矽谷右翼政治網絡的關鍵資助者。在他看來,當民主政治開始為資本、技術和個人選擇設限,科技精英便有理由尋找逃離民主約束的出口。Elon Musk則代表了另一更加戲劇化的版本,他曾倡議私人企業取代低效官僚,SpaceX挑戰國家主導的太空工業,X則是捍衛言論自由、對抗平台審查的私人公共空間。
但Thiel和Musk並沒有真正離開國家。SpaceX依賴NASA和美國國防部的合約;Palantir的主要客戶包括軍方、情報機構和政府部門;Tesla的發展受惠於政府補貼、稅務優惠和能源政策;Musk收購Twitter之後,也逐漸把平台自由、國家安全和政治權力連結起來。所謂的擺脫政府,最後往往不是離開國家,而是取得足夠資源,讓自己重新定義國家應該如何運作。
Thiel的政治活動早已預示了這個轉向。他支持一批反建制、反官僚和反民主共識的右翼政治人物,並透過資金、人才和學術網絡,把矽谷精英和共和黨政治對接起來。美國副總統萬斯正是最重要的例子,他曾是Thiel支持的投資人和政治門生,後來成為共和黨的重要人物,並進據特朗普政府的權力核心。這條由創業投資、科技資本通往國家權力之路,說明矽谷精英已不再滿足於建立企業王國,而是開始直接爭奪政府本身。
Musk則以更加公開和個人化的方式完成轉向。他不再只是以企業家身分批評政府,而是直接參與政府改革,試圖通過削減成本和技術官僚重組公共行政。這種政治想像的核心,不是取消國家,而是把國家變成企業家管理的超大型公司。官僚被視為效率障礙,公共服務被視為可以削減的成本,民主程序則被視為需要提速甚至繞過的障礙。
Thiel代表的是對民主政治的懷疑,以及由少數科技精英主導的社會想像;Musk代表的是以企業家個人意志,取代制度程序的政治風格;特朗普則代表以民族主義、反移民和反建制情緒,動員以至煽動群眾的民粹政治。當這三種力量互相結合時,科技便不再只是市場中的一種產業,而開始成為社會控制、思想操控和國家治理的核心工具。
兩者甚至存在一種強大的互補關係。政治強人需要科技提供速度、規模、監控和行政能力;科技寡頭則需要政治權力開拓能源、基建、政府合約和更寬鬆的監管環境。前者擁有國家的強制力,後者擁有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戰略資源。Thiel的Palantir可以把數據轉化為國安實力,Musk的SpaceX可以把技術轉化為戰略基建。至於特朗普,則可以把這一切,包裝成美國復興的象徵。
如此回看《超人特攻隊》,故事就更加耐人尋味了。超勁先生最初只是想用科技,建立自己的私人島嶼和科技王國。但到了最後,他並沒有留在島上享受他的自由,而是帶著新創造的機械人回到城市,製造一場只有自己才有能力解決的危機,然後再以救世主的姿態從天而降。
既製造敵人,亦創造新信仰
從科技封建走向科技法西斯,尚欠缺一個最重要的角色:敵人。
Gil Durán對科技法西斯主義的分析,指出它不只是權力集中或科技崇拜,而是一套完整的政治心理學。它先製造集體怨憤和恐慌意識,再把一切社會矛盾歸咎於某些被妖魔化的敵人,最後以恢復秩序、重新強大和捍衛文明為名,建立更加固定而森嚴的權力等級。換句話說,法西斯主義不能只有領袖,也不能只有科技,它還必須不斷回答一個問題:究竟是誰在阻礙我們重新強大?
敵人可以在外面,也可以在裡面;可以是真實的競爭對手,也可以是被人為誇大的威脅。移民、非法入境者、官僚、傳統媒體、大學精英、DEI和跨性別運動,都可以在不同議題中被塑造成「敵人」——至於被指正在竊取美國科技成果的中國,就更加是必不可少、戲份最重的角色,令難以自圓其說的繼續研發超級模型舉措,終於顯得冠冕堂皇。
而和不少傳統宗教的策略相近,這種論述結構之所以能夠運作,往往不只依靠恐懼,也依靠信仰。Durán在書中介紹了近年興起、籠統地可被稱作TESCREAL的「末世論」思潮。所謂的TESCREAL,來自2024年Timnit Gebru和Émile P. Torres對這類論述的概括,是七個思想流派的頭一個字母縮寫:
• Transhumanism(超人類主義):以科技突破人類身心的生物限制,包括衰老、疾病甚至死亡;
• Extropianism(超熵主義):以科技、理性和持續自我改造,追求智能與文明的無止境擴展;
• Singularitarianism(奇點主義):相信超越人類的AI終將出現,並引發難以逆料的文明巨變;
• Cosmism(宇宙主義):主張人類應突破地球和有機生命的界限,把智能與文明向宇宙擴張;
• Rationalism(唯理主義):相信透過邏輯和系統化思考,可以糾正人的認知、情緒和行為偏誤;
• Effective Altruism(有效利他主義):以證據和計算比較不同公益行動,令有限資源產生最大效益;
• Longtermism(長期主義):倡導未來可能存在的龐大人口及其福祉,並應在今天的道德決策中,佔有重大甚至優先地位。
Durán認為,這些思潮多具有一種類似宗教救贖的故事結構:今天的人類是不完整、低效和會死亡的;科技將帶來一次巨大斷裂,之後會出現超智能、超人類、數碼永生或宇宙文明。Durán特別談到,這類論述甚具「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意味,容讓部分科技精英相信,在不久將來發生的巨變之後,自己有資格界定未來應該是什麼模樣。
然而,任何救贖敘事都需要一個反面。既然進步信仰被視為通往未來的唯一道路,那麼阻礙進步或追求另類進步想像的人,便不再只是持有不同意見的公民,而可能被重新定義為破壞者、反動者,甚至是智能和文明的敵人。質疑矽谷精英未來願景的人,或者只是質疑某類科技承諾的,都可能被塞進敵人的行列。
由此TESCREAL的新信仰和法西斯政治之間,便出現了一個危險的對接點——誰有權代表未來,誰就有權界定誰正在阻礙未來。這正是科技精英與法西斯政治,最有可能產生危險化學作用的地方。
「勝者全勝」以外的政治想像
1920年代,墨索里尼創建法西斯黨,迅速令意大利「重新強大」,並啟發了希特拉稍後創立納粹黨,復又令日爾曼「重新強大」。剛好在一百年之後,科技法西斯主義發展至另一全新高峰。正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中曾經提及,傳統意義上的法西斯主義,具有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優生學意味,強調「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這可說是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將競爭、進步和擴張毫無保留的迷信,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站在2026年的今天,我們難免亦會感到異常焦躁,覺得若不成為最強大的一方——或是投靠最強大的一方,很快便會淪為「強食」的「弱肉」。有人甚至會傾向相信,我們需要當代的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問題在於:假如我們仍然堅守民主的價值,則較為理想的政治體制,便不應只有「勝者全勝」(winner take all),而應致力開拓雙贏互惠的空間;普通市民不應只有空等科技精英決定未來的份兒,而應回歸主權在民、民主規範的正軌。
你當然會覺得我在癡人說夢。不錯,我也覺得自己是在癡人說夢。但剛好就在昨天,我參加了溫哥華一個書展活動,研討會的主持人在結束前,突然拿著我的政治科幻小說《Demotopia: An Exploration of Democrac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26),翻到最後一頁並朗讀了起來,引起了我的無限感慨:
……If we want democracy to avoid the flaws of the original model, it mustn’t aim to build
utopia from scratch. With AI, neither should it seek a single, universal solution. It must grow humbly, step by step, guided by feedback from the specific spatial-temporal contexts. Only that kind of process can close the gap between concept and reality, theory and practice,religion and the world, and find a path that truly fits how people live. The data from these ‘sandbox’ trials would give us solid evidence and help prevent real-world failures down the line.
“And by the same logic, maybe every brain, or group of brains, is a ‘sandbox’ too. A
simulation space. A testing ground for what democracy might become.
“If there is one thing I want you to carry with you after everything above, it is this: ideas
matter. Mindsets matter. Worldviews matter.”
不錯,腦袋、想法、思維模式、世界觀,皆仍然很重要。這大概亦是所謂的覺醒、良知或初心,仍然非常重要——假如連人作為人最起碼的堅持和尊嚴也欠奉,不錯,這個世界的確很快將被超勁先生接管。
作者：鄒崇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