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2月14日到12月22日，關堯在北京的親族死了5個人，包括他的父親、岳父和奶奶。這一連串的死亡讓關堯無比悲痛，也無比憤怒，所以決定站出來把這一切告訴世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這個身在美國加州的40歲男人顯得無力而又沮喪，但因為中國人都能明白的那個原因，他仍然謹慎地選擇自己的用詞，盡量不提政府，而是代之以詞義含混的「他們」，「他們這樣大規模地放開，」關堯說，「真是讓人無法理解」。
如果你相信中國的官方文件，那麼關堯的5位親人之死與新冠病毒沒有半點關係，雖然他們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但因為那些不能公開也不能質疑的命令，在死亡證明書上，他們必須死於別的疾病，比如關堯的姑父死於帕金森症，他的祖母則是腎衰竭。事實上，在那段時間，這個13億人口的國家無一人死於新冠病毒，當病毒如海潮般襲向每一座城市、每一個鄉村，各地的停屍間都堆滿了屍體，火葬廠的焚化爐晝夜不停地運行，但依然不敷其用，而中國政府在長達十幾天的時間裡，卻一再宣稱這裡無一人死於新冠。
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從Covid-19現世以來，我們的政府一直精確地控制著死亡數字，就像一個不忠的丈夫面對妻子的詰問，他先是徹底否認，「不，完全沒有！」如果事情壞到已經無法否認了，他就會盡量把數字說少一些，［呃，好吧……其實只有一兩次。」沒有哪個妻子會相信這樣的話，中國人也不會，即使是那些最擁護共產黨的人，也只能小心翼翼地表達對政府的支持，比如我認識的某個商人，「政府的數字不一定準確，但這事吧，你要看積極的一面，」他這樣告訴我，「他們這麼做也是為了我們好。」
不需要為中國政府過分擔心，這個國家並沒有“信任危機”問題，你可能已經知道了，這裡有太多的警察，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讓人們相信政府，或者，請允許我引用一位秘密警察當面對我說過的話：「你不相信，但你又能怎樣？」
這位商人並不孤獨。在中國國內，那些受政府控制的報紙、電視台，還有那些隱蔽的宣傳員們，正在不遺途力地為中國的防疫政策喝采：「感謝習主席，感謝共產黨！」「我們的政策得到了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國家保護了我們三年，國家盡力了！」而在中國之外，也有一些西方觀察家用「雖然……但是……」的句式，來表達他們不乏疑慮的支持，認為習近平的防疫確實過分了，但也有一些舉措，正如《人民日報》的社論所言，是「正確的、科學的和有效的」，不僅降低了病毒的傳播速度，也讓中國的死亡人數大大低於別國。
我不同意上述全部意見。在我看來，習近平的防疫與公共衛生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它更像是一堂獨裁政府的公開課，主題就是「當災難發生時，我們如何更有效地控制社會」。它的首要目標也不是國民的生命與健康，而是盡可能地擴張自己的權力。這種極權主義的防疫政策對防控病毒並沒有明顯的效果，卻讓億萬人活在不必要的痛苦之中。這樣的政策也不應該獲得任何讚美，它就是一場反科學、反人性的人道主義災難。
在2022年12月7日之前，習近平政府一直在推行所謂的「動態清零」政策，這個詞並不像聽上去那麼溫柔，它本質上就是一場「大監獄運動」，在《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一書中，我如實報導了中國政府如何將武漢這座1100萬人口的城市——相當於瑞典的全部人口——變成一座巨大的監獄。在此之後，習近平政府顯然是意識到了這種防疫模式所能帶來的好處，他們堅定地、不容質疑將武漢模式推廣到整個中國，在許多地方，只要有一個人檢測陽性，或者根本不需要陽性病例，他們就會徹底封鎖整個社區乃至整座城市，交通停止，店鋪關門，居民區被圍牆和鐵絲網重重包圍，任何人都不得走出自己的家門，甚至連他們作為人類的最基本的權利——覓食的權利、求醫的權利——也被剝奪。
這個政府也因此獲得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權力，他們不需要任何文件就可以闖入居民的住宅，隨時可以將數千乃至數万人從家中驅離，然後集體「運送」到缺乏食物和藥品、完全沒有隱私的集中營。如果有人膽敢違反，那麼懲罰就會接踵而至，「大白們」——包括警察、政府僱員 ，還有所謂的“志願者”——身穿全套防護服，不需要任何授權，也不用出示證件，就可以圍著「敵人」拳打腳踢，或者直接把他們送進監獄，或者，請回想一下2022年11月17日那張著名的照片吧，兩位年輕姑娘因為「拒絕配合防疫人員的工作」，被毆打之後又被當眾羞辱，其中一個躺在地上，手腳全被綁住，另一個被綁住雙手，屈辱地跪在地上。
在許多時候，懲罰不僅限於自身，還將禍延整個家族，在2022年5月的上海，警察這樣威脅一位僅僅表示了輕微異議的年輕人：「對你處罰之後，還要影響你的三代。」那位年輕人響亮地回答：「我們是最後一代，謝謝」。
這樣的防疫政策帶來了無數死亡、無數悲劇，疾病纏身的老人因為得不到醫治而自殺，生活來源完斷絕的全年輕人因絕望而躍下高樓，未出世的孩子因為過於漫長的等待而死於胎中……還有那場著名的火災，2022年11月24日，在西部的烏魯木齊，一棟公寓樓突然燃起大火，但因為這「將社區變成監獄」的防疫政策，這棟高樓的消防通道無法通行，樓內的居民幾乎無法逃生，最終導致10人死亡，還有多人受傷。
兩週之後，也就是在12月7日，出乎所有人意料地，這個政府突然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不再封鎖城市，也不再強迫人們按時進行核酸檢測，事實上，它幾乎什麼都不再做，就像一個不負責任的水壩看守員，此前一隻徒勞地想用棉被來擋住洪水，此後卻打開了所有閘門，然後，站在高處冷漠地看著滔天的洪水湧向每一座城市和每一個鄉村。
在此後的日子，每一天都有不計其數的人死去，包括許多受人尊敬的學者、記者、電影導演和演藝明星，甚至是共產黨的高官和軍事將領。即使在上海這樣的富裕城市，藥品也極度短缺，包括最基本的退燒藥和止痛藥。每一家醫院都人滿為患，醫生和護生——他們中也有很多感染者——聽著病人的哭泣和呻吟，咳嗽著，用顫抖的手開出一張又一張的死亡證明書……
關堯的5位親人就是在這個時候死去的，因為有太多的死亡，火葬的費用都翻了幾倍，他的家人花了大約3萬元才將他的父親送進焚屍爐，至於他的祖母，很不幸地，她要等上10天才能得到火化的機會，在那個時候，每一家醫院、每一家火葬廠的冰櫃中都塞滿了屍體，在許多城市，政府甚至會徵用存放海鮮或肉類的冷凍庫來安置那些不幸的死者。
還有那些遙遠的小鎮和鄉村，它們在中國地圖上的位置，大約相當於馬里亞納海溝中的某個微小的褶皺，那裡完全沒有燈光，也沒有黨的恩情，根據幾位公民記者的調查，許多鄉村都有大面積的感染，而且幾乎沒有任何藥物，收入微薄的村民就像蠻荒時代的先民一樣，用各種沒有療效的草根樹皮來退燒止疼，有些人從來沒聽過「新冠病毒」或「奧米克戎」這些詞，更不知道該如何治療，他們拿梨子煮湯，據說這樣可以止咳，而在更加遙遠也更加貧窮的山村，一些病體難支的老人蹣跚著摘下枇杷樹的葉子和花朵，希望靠它們拯救自己的生命。
這無盡的死亡，以及死亡所帶來的無盡的淚水，並不足以讓證明習近平政府曾經犯過任何錯誤，事實上，他們的防疫簡直就是完美的，沒有半點瑕疵，他們召開了多場盛大的慶功會，發表了無數讚美自己的文章，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足夠多的警察——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讓中國人相信這是真的。這無盡的死亡和無盡的淚水也沒有對習近平的權力構成任何挑戰，
就在四個月前，他破除了所有規則，如願以償地得到了他的第三個任期，在未來的日子，他勢必將和毛澤東一樣，成為中國的終身皇帝。在過去的10年中，特別是新冠以來的3年中，這位過於自信的高產作家（他已經出版過100多本著作）和國家領導人已經充分展示了他製造苦難的功力，而在難以預料的未來，中國，乃至整個世界，還將忍受多少由他親手製造的苦難？
在這一年年即將到來之即，習近平發表電視講話，他穿著深藍色西裝，打著紅色領帶，面帶微笑，又一次向全體中國人，也向整個世界重複那句或許他自己都不會相信的話：“我們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就在幾天之後，習近平政府與輝瑞公司有過一次商業談判，在過去三年中，這個政府一直拒絕進口更有效的西方疫苗和新冠藥物，而是賣力地向國民推銷可疑的國產疫苗，以及那些配方並不復雜的神奇草藥，而這新一輪的談判——許多人覺得這就是「做做樣子」——也並不意外地失敗了，原因是我們的政府覺得輝瑞的Paxlovid報價太高，所以拒絕購買。而關於這個價格，輝瑞公司的執行長Albert Bourla是這麼說的：They are the second high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y should pay less than El Salvador. （編者譯：他們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不認為他們付的價錢可以比薩爾瓦多還少。）
這件事在中國也引起熱議，我的一位朋友的評論最有意思，他說：不是輝瑞的藥不值這個價錢，而是你的命不值這個價錢。
作者：慕容雪村
慕容雪村是中國當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包括《遺忘在光陰之外》、《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原諒我紅塵顛倒》和《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 2011 年至 2016 年，他為《紐約時報》撰寫評論專欄。目前他居於澳洲。
《棱角》授權刊登中文版文章
英文版文章刊登於The Guard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