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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參政|被國安通緝鄭文傑代表工黨 非完全認同對華政策 冀走入體制為港人發聲

英國地方選舉氣氛逐漸升溫之際,出戰 Brent (Queensbury)的工黨候選人鄭文傑(Simon Cheng)是外界關注焦點之一。他在香港正被警方國安處懸紅通緝,同時身處英國執政黨工黨的政治體制內,令其參選身份在本地民生選舉之外,亦牽涉更複雜的國際政治與對華爭議。
外界對工黨近年對華政策及移民取態的批評亦持續,包括政府早前批准中國興建「超級大使館」,以及BNO「5+1」安排被指調整門檻,引發部分港人社群不滿,這些議題亦令執政黨在地方選舉中面對政治壓力。
面對多重政治標籤與爭議,鄭文傑向《棱角》表示,自己參選的出發點,源於港人社群發展進入新階段。自 2019 年後不少港人移居英國,初期主要集中於民主倡議及社群支援工作,但隨着社群逐步穩定,已開始思考如何在社會「安身立命」,參與當地政治正是融入社會的重要方式之一,亦是長遠建立立足點的途徑。

「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做了很多遊說工作、抗議,但如果要推進議題,應該要有港人在政黨、政府結構內發聲,甚至參與決策。」他形容,這是一個由體制外倡議走向制度內「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亦是港人由「自救」走向「自強」的延續。

選擇加入工黨 在建制內推動改變

談及加入工黨的原因,鄭文傑表示,選擇並非基於單一政黨立場,而是出於對政治光譜與實際影響力的考量。他表示,工黨作為英國主要執政黨之一,在地方及國家層面均具制度性影響力,「它夠大,而且在建制之內」。他認為,若希望推動改變,必須在權力結構內尋找位置,而非停留於外部倡議。

他提到,在其所屬選區及地方議會中,工黨亦佔多數議席,「如果要尋求改變,就要知道如何進入這個系統」,而現時地方層面缺乏來自香港背景的代表聲音,因此選擇透過加入政黨方式進入制度內部。

鄭文傑進一步解釋,在實際運作上,透過參與黨內及地方議會網絡,可以與議會領袖及不同委員會中掌握實質權力的議員建立合作關係,「我想做的是具體影響決策,譬如我現在的地方議會內,認識議會領袖,認識在不同委員會裡面掌握實質權力的議員,我跟他們是拍檔,去向他們提供意見,或者是透過我自己在黨內的一些選票,去左右他們不同的席位的人選,其實是有具體的影響力。」

他認為,這種由內部推動的方式,比單純在體制外倡議更具效果,「可以將理念、香港背景的聲音帶入制度之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達到立竿見影的改變」。

由地區政治起步 累積長遠影響力

鄭文傑指出,英國政治制度強調由地方層面逐步累積經驗與影響力,即使涉及國家或外交層面的政策,其政治人才培養亦始於地區議會。因此,儘管地方議會層面未必直接觸及港人最關注的議題,但仍是不可或缺的起點。

他認為,港人社群現時關注的議題或較集中於移民權益及對華立場,但實際上亦需、且有實際理解及參與本地民生事務,包括社區設施、道路管理、環境政策等,「只是未必成為新聞焦點」。他指出,這些議題雖未必具新聞價值,卻是地方政治的核心,亦是建立政治認受性的基礎,是融入當地社會及建立政治認受性的必要過程。

他形容現階段港人參政仍在「逐步建立基礎」,稱參與地方治理亦是一種學習過程,涉及城市規劃、政策落實及社區管理等層面,「其實這些都是在學習怎樣去治理一個社區」,相關經驗不僅有助於在英國發展政治影響力,亦為未來在更高層次參與公共事務奠定基礎,「我們都是一步一步去累積經驗」,為長遠在國家甚至國際層面發聲鋪路。

現時,鄭文傑同時在 Brent 從事住屋支援相關工作,主要處理住房困難、無家者風險及各類社會支援個案。他表示,英國地方政治高度重視基層工作,即使是國會議員亦需熟悉選區街道與居民結構,因此他選擇先以「地區工作者」身份建立認受性,再逐步推動政治理念,包括香港議題及人權關注。

他又形容目前生活節奏緊湊,「早上有正職,下午至晚上做地區探訪及處理個案,有時甚至要在夜間跟進」,他認為,這種貼近社區的工作本身就是政治認受性的基礎,「如果不是真的在社區做事,很難說服選民你了解他們的需要」。

地區議題貼身觀察 由垃圾、道路至治安問題

在地區工作層面,鄭文傑表示,選區居民關注的議題大致可分為數類,當中以環境衛生問題最為普遍,包括非法傾倒垃圾情況。

他指出,有居民會將大型垃圾如電器、傢俬等棄置於偏僻地點,形成所謂「黑點」,「有些人甚至會開車去到比較偏遠的地方傾倒垃圾」。他認為,問題部分源於制度設計,例如垃圾回收安排複雜或設施不足,亦有人認為市政稅與服務不成比例。

在應對上,他表示,除加強執法及增設監察設備外,亦可透過政策改善,例如設立定期「社區垃圾收集點」(community skips),方便居民合法棄置大型垃圾,「希望可以減少這些情況出現」。

除了環境問題,基礎設施亦是另一重點。他舉例指,有地區因早年綠化種植樹木,但隨時間生長導致路面破損不平,「對一般人可能影響不大,但對長者或者輪椅使用者影響很大」。他認為,城市規劃需更審慎考慮長遠影響,包括選擇合適樹種及建材。

治安方面,他指出地方議會雖無法直接處理刑事罪案,但可應對「反社會行為」,例如青少年被犯罪集團利用參與違法活動的問題。「有啲組織會利用未成年人士犯案,因為法律保護,變相捉咗又放。」他認為,地方層面可透過加強巡查及社區介入減低問題。

此外,他亦關注區內賭博場所增加的情況,認為相關場所可能衍生家庭及社會問題。但他指出,在現行「寬鬆審批政策」下,地方政府難以阻止相關店舖開設,需透過國會層面修例。他表示,正與區內國會議員合作,推動加強地方議會對相關場所的監管權力。

「這些都是例子,如何將地方議題一路帶到去國家層面,甚至推動立法。」

地方選舉難脫政黨陰影 批評與壓力成常態

地方選舉核心雖然仍然是民生議題,但選民投票從來難以完全與政黨中央政治切割。他指出,即使候選人專注地區工作,仍會受到所屬政黨整體形象影響,「不同政黨無論執政與否,都一定會有支持者同反對者,甚至係haters,已經係政治常態」。

在地區「拉票」過程中,他亦經常直接面對選民對政黨立場的質疑,包括對華政策、國際議題甚至戰爭議題。他舉例指,有選民會因加沙局勢批評工黨立場,亦有人對不同政黨均持負面看法,「有人不喜歡保守黨,有人覺得自由民主黨、綠黨沒有實際作用,在野黨只能提出空泛政治口號。」

他認為,這些聲音未必針對個人,而是政治情緒的反映,關鍵在於如何處理,「要學習聽完之後,合理的部分轉化成推動政黨改變的力量」。他亦指出,即使部分問題並非由個別候選人造成,政治人物仍需承受相關後果。

鄭文傑亦提到,自己在進入英國地方政治之前,已長期處於公共爭議之中,包括來自中國官方的指控,因此對於批評並不陌生,因而練成較強大的「心臟」。

先做地區政治 再談身份與香港議題

談到身份與政治策略時,鄭文傑表示,初期參與地方工作時並未刻意強調自己「香港難民」或流亡背景,而是先專注社區服務,讓居民透過實際工作認識其能力。他表示,隨著地區選民逐漸熟悉其工作,才開始對其背景產生興趣,而相關身份亦逐步被社區接受。

他指出,倫敦部分選區並非港人聚居地,因此若一開始以港人身份作為政治主軸,未必能建立有效連結。他認為,更務實的方式是先透過地區工作建立信任,再逐步引入香港議題及人權討論。在他的選區,目前不少地方議會成員已認識其背景,並對其政治身份由最初的疑惑轉為理解與接受。他形容這個過程並非即時,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

鄭文傑最後強調,自己目前仍處於政治轉型階段,目標是在地方層面站穩,再逐步提升在黨內的影響力。屆時,無論是香港議題、對華政策,還是本地民生問題,都可以在建制內逐步推動改變。

曾批評黨內外交立場 承認存在政治代價

作為工黨候選人,鄭文傑亦承認自己並非完全認同政黨所有立場,特別是在對華政策及外交取態方面。他提到,包括中國超級大使館審批,以及部分外交決策引發的爭議,均曾在黨內表達不同意見。

他亦提及 2024 年一宗外交爭議事件,涉及工黨政府調整台灣前總統蔡英文訪英行程安排,以配合外相訪華行程。他當時曾在黨內政策論壇及在公開平台發文批評相關決定,並在社交媒體表達立場,形容自己「對某些決定感到憤怒」。

此外,他亦批評工黨批准興建中國超級大使館的決定,並表示曾在公開渠道表達反對立場。他承認這些發言可能帶來政治代價,包括被撤銷候選人的資格,但他認為,英國政治制度與香港或中國不同,並不存在完全一致的黨內立場要求,只要表達方式合適,仍可在制度內發聲。他當時作出相關表態時,亦清楚可能帶來影響,但強調這是基於自身政治價值的選擇。

透過黨內機制逐步推動政策

在工黨內部運作方面,鄭文傑指出,政策並非由單一人物決定,而是透過Constituency Labour Party(CLP)等地區組織逐級上報,再交由中央政策架構整合。他目前亦逐步參與 CLP 層面的動議與投票工作,認為這是一個需要長時間累積影響力的制度過程。

他形容,初期在黨內提出的意見未必即時產生效果,但會逐步被納入政策討論之中,而黨內亦會透過政策論壇或幕僚交流收集意見,「負責國防核心的幕僚智庫會見到」,他認為政治影響力需要「一步一步建立,而唔係一夜之間形成」。

對於未來發展,鄭文傑表示,地方議會只是起點,長遠而言希望累積治理經驗與政治資本,讓港人聲音能夠在更高層級被聽見。他認為,不論是在英國國家層面,抑或未來香港若出現制度轉變,相關經驗均具意義。

他指出,目前港人多在體制外透過倡議與抗議推動議題,若能在政黨政治體系內建立影響力,將可開拓另一種推動政策的路徑。他強調,這不僅是個人規劃,而是整個港人社群可以共同探索的方向。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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