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最近閱讀了許素細的新著作《Horizon Hong Kong: Selected Stories》，並出席了她在多倫多大學利銘澤典宬舉行的新書座談會。Horizon意指地平線，會隨立足點和目光而變，是我們無法真正抵達卻又不斷眺望的遠方；它亦象徵眼界和視野，反映一個人理解世界的寬闊和深度。許素細選錄了自己歷年來不同的短篇小說，透過不同年代和背景的香港人在本土或異地生活的掙扎，編織出一幅隨歷史流轉的眾生相，讓讀者從微觀角度去理解時代脈絡，並建構對香港前景的想像。許素細在座談會上提及，香港人總是格外關注未來。這份目光或許與香港屢經變遷的歷史有關—香港常於不同的政治秩序和文化之間擺動，頻繁的動盪使人不安，渴望為變局作好準備，並尋找前行的盼望。
談及香港的未來，民主是無法迴避的議題。書中有一篇名為《Democracy》的故事：一群女童軍首次面對制度變更，需透過公投選舉出新任領袖，非一如既往接受上級欽點的人選。這場選舉中，有嫌公選麻煩的、有盲目跟風的、有面對壓逼但不折服的，亦有不情願地當選的。我們喜歡想像香港全面落實民主的一天，但許素細在座談會上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要怎樣理解一樣我們從未真實體驗過的事物？頭腦上理解的民主，放諸現實又會是怎樣的光景？人民是民主制度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我們要如何教育和培養大眾的公民判斷力和責任感？面對不同的教育背景、文化和價值觀，若多數人的選擇與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馳，我們又是否準備好去面對無法推諉的現實？
《Democracy》中女主角在大學教授的課題名為「Significant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而書中另一篇故事則以《Insignificant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為題。故事以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前夕及當晚為背景，分別描寫普通市民在小型港式餐廳聚談，以及外籍上流社群和跨種族家庭在高級私人會所聚餐。儘管階級迥異，兩群人卻同樣只專注眼前的生活，對主權移交沒有特別的討論。「Insignificant」是作者在這具歷史意義的時間點上刻意營造的反差。外界聚焦於歷史的宏大轉折，但對身處歷史漩渦中央的人來說，生活仍是要過，或者說，生活只能繼續過。政治變遷固然對民生影響深遠，但當影響尚未顯現，或以溫水煮蛙的方式滲透時，人們往往只顧及眼前能掌控的事物，無暇眺望更遠之處，更遑論跳出自己的鍋。在「馬照跑，舞照跳」的表象下，階級差異依然鮮明—草根市民關注本土飲食文化的傳承，並承受了殖民時期的貪腐和城市發展的代價；上流社群則享受了跨種族文化的交流和經濟進步帶來的美好。作者詳寫了外籍社群的內部差異，並將他們同樣納入香港人的社群裏，以突顯群體的本質非單一標籤能涵蓋。這呼應了作者在故事開首所引用鄧小平的「黑白貓論」：「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香港猶如故事中港式餐廳裏的一隻黑白相間且害怕老鼠的貓—香港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多元性，難以被非黑即白的分類框定；香港很強調實用主義和人事物的價值證明，卻衍生了很多壓逼和不公，並漠視了人們在文化、情感、道德和精神層面上的追求，使城市在功利之中漸失靈魂。
另一故事《Off the Record》的開首，作者引用了毛澤東在文革時期的發言：「我的話是些老話，就是大家知道的，沒有什麼新話……這個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比如鬥爭、批判、改革。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革命本該由民眾推動去推翻舊秩序，文革卻成為一種需要不斷重申、動員群眾遵從的政治教條；鬥爭亦彷彿永無止境，必須持續尋找新的敵人。《Off the Record》以2014年雨傘革命為背景，香港和文革的政治打壓形成了令人不安的歷史呼應，亦反托出香港社會運動的民意基礎、手法和目的正當性，並提醒革命必須保持目標明確，堅守初衷，不要讓革命流於口號，或演化成一種成就私利的手段。文革的殘暴曾是荒唐而遙遠，但回觀香港近年日益嚴峻的思想箝制和政治逼害，所造成的陰霾竟是異曲同工。故事主角曾是香港的專業記者，移居美國多年後重返香港這個彷彿只剩下賺錢和吃喝的失望之地。基於政治環境他無法重操故業，只能為權貴代筆撰寫自傳。故事中雨傘運動的痕跡不斷被政治壓力和八卦趣聞抹去，而主角與一名女子之間一段隱秘卻深刻的親密關係，亦隨着女子的猝然離世而消失不留痕。故事末段再次提及毛澤東，寫出他或許有一次的陳腔舊調是對的：老舊和存活比消亡好。對於留守香港或移居海外的香港人，這句話同樣刺心。「Off the record」是貫穿整個故事的隱喻—沒被紀錄或留下痕跡的事物是否形同不曾存在，或不具意義？主角為了求存向現實低頭，是否比撞向高牆而犧牲更好？他的記者理想已不復存在，那他昔日懷抱的信念是否仍具價值和意義？政權急於抹去的聲音，是否尚以某種形式留存？香港人若只能靠「活下來比死去好」的信念過活，退忍的底線該畫在哪裡？如何妥協才能換來轉機？何謂活，何謂死？
許素細生於香港，父母來自印尼，大學時期在美國留學，是一位印尼華裔美籍作家，以撰寫英語香港文學為主，並同時涉足文學、教育和國際商業，長期往返紐約和香港及世界各地。許素細的多元文化背景和跨國生活經驗使其作品有一種獨特的「in-between-ness」— 穿梭於上流精英與草根階層、華人傳統與西方文化、本土經驗與國際視野之間；她甚至將一些香港詞彙和俚語直接轉化成英文拼音融入英語敘事，以保留原來語境的韻味。有些評論者詬病許素細用英語去書寫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城市，並質疑她的背景能否代表真正的香港人。然而，筆者認為她的多元文化背景正好與香港的本質呼應。香港本是一個蘊含多重歷史和文化張力的地方，難以被單一的國族或文化標籤概括。正是許素細所兼具的局內人情懷和體會，以及局外人的觀察和比較，為她的作品提供了獨特而有力的角度去探討香港的歷史文化、身份認同和社會變遷。
許素細筆下的人物寫實地呈現了香港多樣化且流動的面貌，並讓人反思居住地、教育、語言和家庭背景是否足以界定一個人的身份「資格」。Belinda Kong的學術文章《From “Chinese Diaspora” to “Sinospore”》探討了華人離散群體如何保存和建構文化身份以及故土記憶，並借用生物學中「孢子」（Spore）的意象去思考文化和記憶的傳承如何跨越地域與時間。孢子是一種脫離親本後能獨立生長的細胞，亦能在惡劣的環境下存活。就像《雷神》電影裏的經典對白：「Asgard is not a place, it’s a people」，香港的離散群體在異地仍然承傳着香港的文化記憶，讓香港人這物種能跨越地域和時間去生長蛻變。不過，孢子脫離親本並不代表掙脫一切束縛。許素細的作品描繪了人們在不同文化和身份間周旋的困境。《All About Skin》描述皮膚/身份成為可購買並交疊穿戴的商品，將「皮膚」的象徵延伸至種族階級、文化歸屬、身份多重性、社會標籤以及地緣政治的討論；《Citizenship》揭示了移民群體尋求制度和社群接納的種種困難，從法律、經濟和社群文化的層面去探討何謂「屬於」、「個人價值」和「可欲性」。筆者亦很喜歡其中一篇故事的標題《Rubato》。這個音樂術語字面解作偷取的時間，指演奏者在節拍中彈性地加快或減慢速度，以加強情感表達。此字很好地象徵了來自多元文化背景或離散的群體，他們彷彿承載了不屬於自身原根的文化和經驗，又像偏離了集體節拍的異數；他們的內在世界彈性地容納了更多的色彩，卻同時要承受擺盪和不穩定的不安，並在難以融合主流節奏的情況下掙扎地界定自我身份和立足點。
許素細的作品常探討不同年齡的女性在性方面的慾望和掙扎，這在亞洲文學中較為少見。她在座談會上表示，希望藉此提倡女性的性自主和能動性，促進大眾對女性性健康的認識和正向討論。除了性，許素細亦透過不同故事剖析華人傳統觀念和社會癥結，例如《Famine》探討上一代對物質匱乏的恐懼和情感與心靈的貧瘠，如何造成跨代的不安感和難以被填滿的飢渴空虛；《Monkey in Residence》以猴子祖先獲政府邀請成為大學客座教授、大學最終變成動物森林的故事，諷刺政府和專上教育制度的腐敗，以及香港教育與文化水平的倒退；《The Yellow Line》以香港地鐵首次通車的發展里程碑，反托一名為此雀躍的小男孩最終跳軌的悲劇，讓人反思社會進步的真正定義；《Servitude》透過忠誠的老員工和衰退的老雇主，詰問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規律和追求，有多少源於自主選擇，又有多少是內化了社會體制的要求？忠誠是否比關係的權力平衡重要？當慣於服從的秩序或對象不復存在，我們是否具備足夠的自我認知和內在力量去開闢自己的路？
在座談會中，筆者向許素細提問：對於無法離開香港或沒機會接觸其他國家文化的人，該如何理解她的著作，或得着怎樣的安慰？許素細回應，許多人無法想像自己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生活，而離開香港的人亦不盡皆認為自己幸運；她形容香港向來是個堅韌、務實和靈活的地方，人們仍能在其中看見希望。書中有不少故事圍繞上流精英社群或跨國工作的人，映照了許素細自身的生活視野（writers write what they see），但亦不乏對草根和社會邊緣群體的描寫。書中最後一篇故事《TST》透過一名遭殘殺的妓女亡魂去記述尖沙嘴的歷史和社會變遷，而她反覆說的一句話也許亦是對香港未來的寄語：「Listen to me, it’s not too late. Just l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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