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八十六歲高齡的戴晴女士,最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六四內幕,其中有兩件事令我印象深刻。
戴晴是中國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六四期間她參加過公開支持學生的活動,也在政府與學生之間作過協調,她雖身為葉劍英的養女,六四後也免不了牢獄之災。
戴晴披露的一件事,是學運期間統戰部長閻明復邀請知識界座談,會上來了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戴晴問胡啟立,為什麼我們的報紙不能報道一下知識界和學生的一些想法?胡啟立答以「可以啊」,「我早就說過,報紙的版面由總編輯決定」。
據戴晴說,當時中共中央是有打算在新聞和言論方面再進一步開放,容許民間更多不同聲音。當然,六四槍聲一響,局勢向專政方向一邊倒,呢支歌仔也就沒得唱下去了。
戴晴提到的另一件事,是胡耀去世當天,她陪同台灣媒體人殷允芃去見汪鋒(全國政協副主席),汪鋒提到,鄧小平最近打算把「四個堅持」從憲法中拿出來,放到黨章裡去。戴晴說,同樣的說法,也曾經由胡喬木向李銳提起過,證明不是汪鋒自己在亂傳聖旨。這在當時也是石破天驚的大事,隨著六四槍聲一響,當然也就石沉大海了。
故啟立是趙紫陽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得力助手,主管全國意識形態;統戰部長閻明復也是趙紫陽的人,一度頗孚民望,六四後他們都黯然下台。他們當時的表現,代表中共黨內開明派的一些基本想法,這些想法當然不是他們發明的,基本上都來自鄧小平。
「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定的,用意在保障中共的統治地位,但改革開放發展到八十年代後期,已經有點後繼乏力,就連鄧小平,也明白政治上不進一步開放,經濟開放將難以施展開來,因此他才有將「四個堅持」從憲法拿下來,放到黨章中去的想法。
「四個堅持」放在憲法,是作為約束全體中國人的底線,但把中國人的改革激情和思想開放約束在維護中共統治的框框裡,本身就是改革開放最大的阻力。當鄧小平想進一步推動改革時,降低「四個堅持」重要性便是一種選擇。
把「四個堅持」放進黨章,意味著只是對黨員有約束力,對公民來說,可以聽也可以不聽,但中共黨員控制各級政府的運作,黨員受「四個堅持」約束,他們領導的政府又怎麼可能違背「四個堅持」?因此,所謂從憲法拿下來,充其量只是一個姿態,強調政治上的靈活性,顯示進一步對人民讓步的可能,以便造就更活潑的社會氛圍,為改革開放再鬆綁。
八九年間,改革去到瓶頸位置,進也難退也難,黨內進步力量與保守力量的較量也更加激烈尖銳。鄧小平在兩派政治勢力中間玩平衡,本來是傾向於改革派的,對新聞界讓步,四個堅持轉到黨章,這都是鄧小平擬議中推動改革的國策。
學運爆發形勢為之一變,黨內保守勢力趁機作亂,改革派遭遇大圍攻。學運遷延日久,便是黨內擺不平的緣故,鄧雖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關鍵時刻中共執政的安全還是放在第一位。
當日鄧如堅持他的初衷,堅持將兩項重大決策貫徹下去,等於對國內廣大民意作出重大讓步,那樣學運有可能平息,社會生活恢復平靜,中共便免去暴力鎮壓的歷史罪責。但鄧此人是「花崗岩腦袋」(老毛如此說他),他可以向人民讓步,但那必須是他主動讓步,絕不可在人民的壓力下讓步,在人民壓力下讓步,意味著他軟弱。
此外,鄧小平也明白山雨欲來,不僅北京學運規模浩大,全國各地都有社會運動興起,如中共作了政治上的讓步,此後民間的政治熱情進一步釋放,人民的要求永無止境,反抗鬥爭將全面蔓延,那對中共的執政地位,將造成巨大威脅。
一邊是讓步以挽救改革,一邊是鎮壓以維持統治,鄧小平選擇了後者,中共和中國的命運便由此改寫。
凡是政治改革,永遠都有左右兩方的角力,進步力量要向前,保守力量拉後腿,那時便取決於政治領袖的政治見識與歷史胸襟。蔣經國初行改革時,身邊心腹提醒他這樣搞下去會危及國民黨的統治,蔣經國答以「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蔣經國將黨的利益置於人民的利益之下,鄧小平將中共的利益置於中國人民的利益之上——二人思想境界如此天差地別。
一念之差與一念之仁,差別就在懷抱的是黨國還是黎民,差別就在是否清醒看到時代潮流。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千古以來有此一問,其實英雄與時勢是互相造就的,有那種時勢,就必然造就那種英雄,有那些英雄,就必然造就那種時勢。
我與戴晴有一面之緣,有一次她的新書發表會在天地圖書門市部舉行,我和她簡單交談兩句。她是紅二代,身上沒有紅二代的氣味,做了一輩子社會調查,留下一批極有份量的作品,她是值得我們敬重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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