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睎乾十三維度】誰害怕照妖鏡？

然而「不知者有罪」，近年已經是香港社會的常態了。書店員工和一般市民非但不會知道哪些是「禁書」，更不可能明白什麼是「煽動意圖」。

所謂「明知而出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罪，來自「維護国安條例」第24條，原文說：「任何人明知刊物具煽動意圖而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該刊物」，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7年。但什麼是「煽動意圖」呢？簡單來說，只要你作出某些行為，意圖是令人憎恨、藐視中共的制度、機關或特區政府，已涉「煽動意圖」，就算沒有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或擾亂公共秩序，甚至實際上沒任何人被你成功煽動，一樣可以入罪。

這次涉案的《黎智英傳》，我早已看過，也曾經在文章中引述，而我引述的目的，當然不是意圖「煽動」，而是說明黎智英在獄中渴望跟人聊天交往，不可能自願申請單獨囚禁（參見〈黎智英「要求」單獨囚禁？〉）。昨天我又重看了一遍《黎智英傳》，還一口氣再看了兩本疑似已在香港成了「禁書」的書：黎的自傳《我是黎智英》（商周出版，台灣，2007年）和呂家明的《黎智英傳說》（明報出版社，香港，1997年）。

三本書都講述黎智英的奮鬥故事，性質類近，內容也有重疊，以去年出版的《黎智英傳》寫得最詳細，也最有條理。我認為沒任何一本帶有所謂「煽動意圖」。儘管每本書都有些關於中共的負面內容，但作者的意圖，明顯只是為了交代黎智英成長的時代背景和他的心路歷程，而不是子虛烏有的「煽動」。試看以下內容：

//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權後，當局下令將黎家大宅分割成多間公寓。中國的新統治者將外來家庭安置在房子裡，共用廁所與廚房。內戰激烈時期，黎智英的父親曾讓共產黨人在家中樓上舉行秘密會議，獲得的回報卻是迫害。他失去事業，失去家園。這段經歷讓他崩潰。//（祁福德《黎智英傳》)

//身處最多外國人入境的中國火車站，其中大部分是香港華人，擔任搬運工的黎智英很快意識到官方說法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差距。他開始認清共產主義的謊言。「我給外國人搬的行李袋聞起來多香。」他驚訝地說：「我能看到人們穿得多好，講話斯文，對我們的態度多好。在中國，從來沒有中國人對我這麼好。這個經驗對我來說很有教育意義。它改變了我對世界的看法。我對自己說，『我想住在那個地方。我想去香港。我想去外面的世界。』」// （祁福德《黎智英傳》)

//解放後的中國，政治運動一浪接一浪，由五零年的土改開始，跟着是三反、五反。

黎智英初到香港，身上只有一元，那時的雲吞麵才兩毫半一碗，他一口氣就吃了四碗。後來在回憶中，他是這樣對比香港和大陸兩個世界：

//我剛從饑荒的大陸逃出來，吃完麵，我才發覺街上原來還有各式各樣的美食，那是個我從來都想像不到的豐饒世界。在大陸，錢是買不到東西吃的，在這裡，一元便給我帶來這樣豐當的享受，突然間錢的價值便重要了許多。// （黎智英《我是黎智英》）

看過以上幾段，你會不會因此藐視中共及其制度呢？也許會，也許不會。但重點是：作者寫這些的意圖，到底是為了「煽動」你去藐視誰，抑或純粹出於傳記寫作的需要，向讀者描繪傳記主人翁的時代氛圍呢？

看過《黎智英傳》的人，應該知道它既不是旨在「煽動憎恨」什麼組織，亦不是為黎智英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書。祈福德如實記下黎智英和壹傳媒一些不大光彩的過去，如人盡皆知的「陳健康事件」、《蘋果日報》改圖誇大鄭經翰遇襲所受的傷勢等。書中第二章，祈福德更寫了黎智英本人的黑歷史：七十年代剛創業的黎，跟一位「馬老闆」爭奪購買新蒲崗一間被銀行收回的工廠，由於馬老闆是銀行熟客，有優先權，黎不願放棄，就決定巧取豪奪，利用馬老闆迷信的心態，收買了黃大仙一個解籤師傅，讓他用謊言勸退馬老闆。這件事，黎在自傳《我是黎智英》的〈將駱駝往針孔裏穿〉也如實懺悔，表示「買得到這間廠是因為我出老千，因而心裏一直感到不安。」

祈福德把黎的「臭史」統統寫進書中，難道是為了「煽動」讀者藐視憎恨黎智英嗎？智力正常者皆知道不是。寫到這裏，我只想奉勸某些醜人，若嫌自己長得難看，可以去化妝、整容、易容，或索性躲起來不見人，但請勿胡亂指責鏡子。同樣道理，有些政權從來是憑實力招人藐視的，根本用不着他人費心「煽動」，將來想濫捕無辜，也請找一個較像樣的藉口吧——當然，他們的樣子如何，藉口也必如何，要求「像樣」是我強人所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