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散的支聯會及其三個領袖李卓人、何俊仁和鄒幸彤，今日（8月21日）被国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陳仲衡和黎婉姬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本案最值得留意的，不是大眾早已心中有數的裁決結果，而是判詞如何一步一步把「結束一黨專政」這口號上綱上線為「顛覆國家政權」，再把沒有暴力及具體行動方案的政治主張，納入刑事罪行的範圍。
以我理解，国安法官的裁決大致可分三點。
首先，法庭根據《憲法》序言及第一條，認為中共的領導是中国「根本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在現行憲法之下，中共的領導地位受到憲法確立和保障，並不存在西方式的政黨輪替。由此推論，「推翻」或「破壞」中共領導地位，就等同「国安法」第二十二條所說的推翻或破壞憲法確立的「根本制度」。可我覺得事情沒這樣簡單。
中国憲法第二條寫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權力既屬於人民，根據字面解讀及常理，人民怎可能無權要求結束某黨的專制統治？怎可能？如今香港法庭卻認為連這樣基本的要求也「犯法」，豈不是說中国人民的權力名存實亡，暴露了中共憲法的自相矛盾，甚至暗示其憲法是詐騙人民？我認為律政司有責任解釋這個問題，以免削弱港人對中共的信心。
第二，法庭認為「結束」即是「推翻」。法官指支聯會沿用三十多年的「結束一黨專政」綱領，並非要求中共回歸其「憲法」所謂的多黨合作制，而是要直接終結中共領導地位，又指「結束」兩字明顯不是「自然結束」，而是帶有「推翻」和「破壞」的意思。法庭更聲稱「一般合理的人」，尤其是在香港生活的人，看到支聯會及三名被告宣揚這個綱領，都會理解為要結束中共領導，並且是在鼓勵支持者付諸行動。
光憑以上這點，已知道這幾個法官不是「一般合理的人」，或他們是活在跟我截然不同的香港。根據他們的說法，若你明確主張「自然結束一黨專政」，似乎整件事就忽然合法了。但問題是：一個自己立法維護自己領導權的政權，在怎樣的情況下才會「自然結束」呢？所謂「自然」，我理解為「不受人為外力影響」的意思，大概有兩種可能情況：一是中共被皇天擊殺，黨員都死清光；二是他們自己主動修憲，推動民主化，容許政黨輪替。
第二種情況就是內部改革，發生機會暫時還很渺茫——在可見將來恐怕也不會有——但法官如何一口咬定「結束」不是這個意思呢？我反而一直認為支聯會正是這個意思：他們無非鼓勵人民提出這個近乎妄想的訴求，寄望中共體制內的「開明派」能夠親手「結束一黨專政」。香港新一代，許多人均對支聯會無感，主因就是覺得他們頂多只是喊口號、行禮如儀。事實勝於雄辯，喊了三十年口號了，支持者可有什麼行動「推翻」中共呢？並沒有。
若主張「自然結束一黨專政」就沒問題，那麼幾位国安法官應該不會反對「天滅中共」吧？「自然結束」隱含「皇天擊殺」這個情況，當中絕對不涉任何人作反叛亂，這是国安法官教曉大家的事。
第三，国安法下有一項包羅萬有的「其他非法手段」，即使支聯會沒鼓吹暴力，法庭仍可把他們某些言行定性為「其他非法手段」，然後易如反掌地定罪。例如法官說，支聯會把六四事件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相提並論，是為了挑起公眾對中共的敵意，侵蝕對中共的信任。言下之意，「削弱公眾對中共的信任」，也可視為顛覆政權的「非法手段」。
如此一來，政治批評的界線就變得非常模糊了。批評政府可以削弱政府公信力，揭露醜聞可以削弱人民信任，紀念六四可以令人重新審視中共歷史。如果「使人失去信任」也是「顛覆」的一環，那麼政治批評和刑事犯罪之間，還有什麼分別？說好的「言論自由」呢？最諷刺的是，如果削弱政府公信力也是国安罪，那麼負責支聯會案的三個法官已明顯犯法了，因為「一般合理的人」，尤其是在香港生活的人，都知道以和平方式追求民主是無罪的，像鄒幸彤曾在庭上所說：「我哋絕對認為，我哋做嘅嘢絕對無罪。」
現在法庭違背港人多年擁抱的價值觀和信念，以「莫須有」罪名把鄒幸彤等人定罪，正嚴重削弱大眾對政府的信任。以「挑起人民對中共敵意」的效果而言，支聯會喊了三十多年的口號，肯定遠比不上国安法官的一夕判決。
總結一下，支聯會案的裁決，我認為有三個奇特意義：一、中共憲法既明言「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自然有權推翻中共，現在香港法官卻說不能，若非法官裁決違憲，就是證明中共憲法詐騙；二、法庭不容許「非自然結束一黨專政」，似乎暗示「天滅中共」不犯法；三、国安法官的裁決根本無法服眾，只會進一步挑動港人對中共的敵意，按照本案裁決的邏輯，法官自己其實也觸犯了国安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