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昨日說，當局已在国家事務研習課程加入「沉浸式學習」，讓公務員北上與內地學者、官員交流，見證他們全情投入為人民謀福利，「體現士大夫精神」，認識「以民為本」的治国理念。
聽聞港共政府的任務是「宏揚中華文化」，難怪最近看港聞，港官總煞有介事「拋書包」，天天精彩，次次新奇，由「香港不是桃花源記」、「『孝』字難以翻譯成西方語言」，到這個「（北上沉浸）體現士大夫精神」，每句話都鮮活反映了今天港官的質素和面貌。
什麼叫「士大夫精神」？「士大夫」意義隨時代而變化，要追本溯源，考其流變，恐怕要寫一部專著。例如最早的「士」不專指文士，也兼指武士，且後者意義可能更大。怎樣才稱得上「士」呢？不妨看看《論語》 ：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孔子因材施教，隨機應變，學生是什麼人，就給予什麼答案。子貢能言善辯，是外交人才，所以孔子才強調「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觀孔子意思，能稱得上「士」的，必需才德兼備——「才」指辭令得體（所謂「不學詩，無以言」，以春秋標準來說，即精熟詩、書），使命必達；「德」指孝、悌、信、果（即堅毅求成）。
但「士」最重要的特質，相信大家都留意到了，就是第一句「行己有恥」。何謂「行己有恥」呢？南朝皇侃曾集眾家之說，為《論語》作疏，「行己有恥」一句，皇疏引了李充的話來解釋：
「當其宜行，則恥己之不及；及其宜止，則恥己之不免。為人臣，則恥其君不如堯舜；處濁世，則恥獨不為君子；將出言，則恥躬之不逮。」
這個「恥」字涵蓋面很廣，據李充所說，該做而自己沒做的，恥之；不該做而自己卻做了，恥之；身處濁世而不為君子，恥之；說了而做不到，恥之；最有趣的是，為人臣子，發覺君上之德不如堯舜，也會感到羞恥（因為自己無法輔助他成為賢君）。
由此可見，如果要說中國「士大夫精神」有一種核心價值的話，肯定就是這個「恥」字了。
現在不妨審視這個楊何蓓茵算不算有「恥」。她最近說有些人誤解了公務員的「政治中立」，以為它代表「既不支持政府，也不反對政府」；她於是強調，「公務員有義務支持政府的政策，並且不應以公務員的身份批評政府的政策」。換言之，不管領導下令做什麼，公務員都不能思考對錯，只可支持，不得質疑。
這樣的「執行機器」還有必要分辨什麼是「當其宜行」，什麼是「當其宜止」嗎？沒有，因為領導叫他行就行，叫他企就企。這種「機械人」會覺得「其君不如堯舜」嗎？也不會，因為不管領導是堯舜抑或桀紂，是周文王抑或希特拉，他都一樣奉若神明，絕對「忠誠」。
人一旦有羞恥之心，就會思考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更會判斷自己的領導究竟是君子抑或契弟。但符合楊何蓓茵要求的那種公務員，根本不必做以上的判斷和思考——即是說，他們並不需要有「恥」。
無恥，還算是「士大夫」嗎？根據孔子所說，當然不算。但時代畢竟變了，今日的「士大夫」也許只是英文的staff而已，他的精神就是：照order做事，食君之祿，擔君之鳩。（注1）
注
1 「擔」是粵語俗寫，跟「叼」、「含」、「銜」、「啣」同義，若要考證本字，我認為就是「含」或「銜」。但「含」為什麼讀「擔」呢？不妨比較《說文》的「啗」字：「啗，食也，从口臽聲，讀與含同。」今天「啗」的粵音是「淡」，但漢代古音原來唸「含」，可見聲母「h」有時會逐漸變「d」。「含」、「銜」應該像「啗」一樣，語音隨年代變化，聲母由h變d，就讀成「擔」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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