瞥見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陳冠中和呂大樂的對談，既是《號外》創刊五十周年，亦追憶那一代文化人的集體去向。作為曾經出版三本關於香港世代論專著的人，我實在忍不住要乘機「抽吓水」（註 一）——副作用是：總難免予人老氣橫秋的感覺，都冇法子！
對談與其說是聚焦1970年代、尤其是1976年《號外》創刊之初，香港本土身分文化的奠基期；倒不如說還包含了呼之欲出的潛台詞：到了1980、1990年代之後，這批具開創性的文化精英（包括陳呂自己）都去了哪裡？「其後」才是對談的真正焦點，亦是本文嘗試回答的問題。
嬰兒潮的黃金一代
事實上，這些被呂大樂稱為第二代人、也就是香港本土初代的文化精英，黃金期大概只有1976-1985的短短十年（如果計埋後續的「阿叔話當年」，自然可以維持很長很長的時間！）。正如陳冠中開宗明義指出，創辦《號外》乃是受歐美小報文化影響，乘載著左翼、反戰和hippies等精神；但1976年正好亦是一個轉捩點，不但四人幫倒台，中港兩大的學運風雲驟變，香港亦開始步上文化和財金之都的坦途。
對談中最經常提及的名字，如已故的丘世民和趙來發，其後成為香港大眾文化的骨幹人物（趙離世前的幾年，我還曾和他在《明報》短暫共事過）；就如陳冠中說，《號外》也很快被冠上yuppies的標籤，他本人則往電影圈發展去了。至於呂大樂、葉健民（對談主辦者）和已故的曾澍基等人，則快速轉戰至擴展中的學術界（另一文化大台）。在香港文化和經濟的起飛期，實在很難懷疑主流體制的吸力能有多大。
當然，如呂葉曾幾位，亦曾經是新興的政治大台——論政團體滙點的骨幹成員（因此我亦和他們有過一些交集）；但幾十年後回看，顯然易見的是，當滙點急速步向參政之路，文化精英大都已經退居二線，換上了那些深耕社區運動、願意「把手弄髒」的人——說得直白一點便是職業政客，並且背負著後人「民主回歸派」的指控，歷久不衰。
區運相對於學運和社運，可說是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下文續談。
剛好就在同一階段，不少人覺得香港的電影新浪潮，如許鞍華、嚴浩等已經無以為繼，徐克去了主流商業的世界，「第二浪」如關錦鵬、張婉婷等則變得工整精緻得多；即使是在電視（大）台，擁有文化貴族氣質如許冠傑、張國榮的，亦不再復見——代之而起是以市井形象示人的梁朝偉、周星馳。
那一代的文化、社運和區運中人，經常曝光而又歷久不衰的，我首先想到的是馮可立（已於幾年前與世長辭）、Q仔/Q爺（常見他在網上大談飲食）、張燦輝和區龍宇（到了外地仍筆耕不斷）。當然還可找到有一些其他名字，在此不贅，但就肯定不會太多了。
嬰兒潮陰影中的一代
至於我們這些較嬰兒潮晚生10-20年的，便顯得格外平庸和毫不起眼——這和歐美關於X世代的描述，可說大同小異。但其中也有一些較為突出的人物，例如1964年出生的戴耀廷。在後來的佔中三子中，他比陳健民年輕五年、比朱耀明年輕廿年。但自1986年起，他已經成為學界基本法諮委——側面反映了無論你的政治立場，在那個年頭，還是可能和「中方」有傾有講的。
當然，整個世界在1989年反轉了過來——就連諮委秘書長梁振英也成了反共旗手！戴耀廷其後轉戰到學術圈，不少學聯同代人則加入了新興的政黨，擔任了上一代政客的助選團成員——並且可能一當便是十幾廿年！我個人雖然也曾助選，並一度被說參選，但畢竟由於性格不合而淡出，倒不曾面對過類似「上位無門」的困局。
事實上，我最早接觸的政團不是滙點，而是太平山學會，現在不知還有多少人會記得呢？僅有的記憶包括上過他們灣仔的會址、見到何俊仁；不過何很快便加入了港同盟，太平山學會也就不見了。另一個重要印象是：該會雖然是根正苗紅的民主派，但也不乏鄉事會、街坊派等的成員，予人感覺是相當的大雜燴。
1994年民主黨成立，就連滙點亦成為歷史陳跡了。而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當年不少滙點成員皆踢足球，主場是大埔廣福道（即宏福苑對面）。他們之中不少都是前述那種文化精英，民主黨成立後便都徹底淡出政治了。而我則在踢球時不小心脫骹——同年剛和香港民主運動「失諸交臂」——對不起，這只是一個爛gag而已！
當然，一雞死、一雞鳴，也有不少同代人加入民主黨，並且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不過能夠堅持下去的好像沒有幾個。那些繼續關心政治的，當年或許仍可在不同的文化大台上找到位置——就連比我年輕十年的一位「後輩」，都可以在《壹周刊》做到中上層位置。現時不少仍然活躍的KOL，撇除那些年近八十、半途出家政治的，年齡和背景也相當接近。
從2003的分水嶺、有大台到冇大台
無庸多言，1997年後踏足社會的「後輩」，大多數便沒有那麼幸運了。呂大樂最廣為人熟悉的「上位論」，正是指向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一代——「上唔到位」，上街去也！回想起來，我讀書時也看過呂的學術專著——上一代中產在市場「買乜都有」，也就懶得上街（或參與政治）去了！好不簡潔直白的唯物史觀！
當然，那年頭被稱為「八十後」、或呂筆下的第四代人，到底是因為什麼群起上街，現在大概已經有所公論了。他們並沒有承繼傳統的社會運動，而是開拓出新文化和新社會運動，對此多年來已有大量研究，在此不贅（註二）。我反而想提出三點額外的觀察：
一、那些年學聯和學生會的參與度較低，組織上街的更多是已畢業的大學生。事實是自1990年代，香港學運便長期陷入低潮，在社運的角色愈來愈趨邊緣化；
二、在天星皇后碼頭、囍帖街、菜園村等早期運動中，基本上都是以本土社區為基礎的，同樣願意「把手弄髒」的大不乏人，但大部分卻並不是以選舉為導向；
三、那亦是一個紙媒江河日下的年代，各類網絡媒體則方興未艾——不少積極參與者既扎根社區，又具備高度的文化觸覺，例如不少都和《獨立媒體》有關。
或許可以說，這一代「動腦」的水平都很高，和1970年代末那一代本就不遑多讓，但對香港長遠發展卻擁有更宏大的理念。與此同時，他們「動手」的能力就更強，能將宏大理念結合本土社區的實際情況——上一代是否也有這種融會貫通的精英？我更多聽到他們說成長自屋邨——不過，也就很快已經告別了屋邨！
可惜這一代生不逢時，際遇也就差天共地。從2009的反高鐵、2012的反國教到2014的雨傘運動，社區議題不斷被中港矛盾淹沒，本土議題讓位予迅速膨漲的排外思潮；左右之間的政治分野固然可以辯論，但描述是否合乎事實卻愈來愈難辨清。我自己作為土地運動的第一身（亦是最年長的一批）參與者，自有切膚之痛的體會。
與此同時，鋪天蓋地的網絡影音和文字資訊——當然亦蘊含一定的知識和文化元素，通過智能手機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但同時又急步向美國巨企的少數平台集中。傳統的新聞、電視和電影等文化大台，則完全失去了既有的聚焦能力，自不待言。
而在雨傘運動中扮演主要角色的「雙學」，似反映學生運動再重新走到台前，但很快又陷入「拆大台」以至「冇大台」的混沌中。香港民間似乎也湧現很多新的政治和文化論述，但就更易淹沒在社交媒體眾聲喧嘩之中。到了2019年前後，固然仍不乏捕捉時代變局的各種努力和嘗試，但必須坦白承認，均已難再刻印在我的記憶了。
區判、文化精英與象徵秩序
執筆至此，思緒忽然飄回近半世紀前的一部巨著：《區判》。此書法文版出版於1979年，英文版於1984年問世，幾可說是二十世紀末最重要的社會學著作之一。全書厚逾千頁，行文艱澀曲折，直到近年才有較完整的中文譯本。然而多年前初讀之時，雖然似懂非懂，卻又忍不住一頁接一頁地追看下去，那種尖酸抵死過癮的感覺，竟有點像讀《鹿鼎記》的痛快。
說穿了，《區判》的問題意識其實極為簡單：文化資本如何與經濟資本進行角力。自此書出版以後，「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幾乎成為社會學最常用、也最具穿透力的概念之一。
若沒有記錯的話，《區判》的研究背景主要是二戰後的法國，尤其是巴黎。當時高等教育迅速擴張，經濟結構逐步邁向後工業化，文化產業與知識生產空間大幅開放。對布迪厄及其同代人而言，這是一個機會大量湧現的年代——某種程度上，與陳冠中及《號外》所處的歷史情境頗為相似，只是時間上略早10-20年。
布迪厄在書中指出，在後工業特定的政治經濟體制下，經濟資本始終佔據主導地位，但文化資本的重要性亦不斷上升。新興的文化生產者，一方面與傳統（經濟）資本家競逐資源與地位，另一方面亦試圖晋升、取得認可甚至融入其權力結構。然而，文化生產者內部絕非鐵板一塊——剛好相反，內部競爭往往比對外競爭更為激烈。誰能在眾多競逐者中脫穎而出？又是憑藉何種策略和路徑？
文化資本不僅有「多寡」之分（例如教育程度的高低），更有「性質」之別：傳統與前衛、高雅與大眾之分，正是布迪厄筆下的象徵秩序的重要競技場。對布迪厄而言，傳統與高雅文化固然長期由統治階級壟斷，但前衛與大眾文化的市場亦迅速擴張。它們往往源自反建制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然而一旦取得影響力，卻又極易被統治階級吸納和轉化，佔據象徵秩序中的策略性位置。
《區判》成書之際，正值大眾媒體方興未艾之時：電視、電影、電台與流行音樂迅速普及，文化產業的規模與影響力同步擴張。相比之下，陳冠中提及的歐美小報文化，由於對象較為邊緣和小眾，其發展潛力反而逐漸受限。那是一個機會廣泛開放的年代——在香港稱之為「黃金十年」，並不為過；對那一代而言，各行各業皆存在向上流動的實質可能。
然而，若將時間軸推進至1990年代中後，情況便出現了關鍵性的轉變。表面上看，文化產業似乎變得更加開放：高等教育進一步大幅普及，創作工具與網絡平台大幅降低門檻，幾乎任何人都可以「進場」。但與此同時，另一種更深層的收縮卻悄然發生——那就是對「持久認可」的競逐，變得前所未有地困難。
換而言之，當代文化產業呈現出一種弔詭的雙重結構：進入的門檻愈來愈低，但象徵秩序的權力卻愈來愈鞏固和集中。其原因至少有三：一，文化生產者數量爆炸式增加，導致注意力成為最稀缺的資源；二，網絡平台與演算法壟斷了分配機制，但運作方式卻完全是黑箱作業；其三，傳統中介制度（大眾媒體、正統學院、出版體系）逐漸弱化，令原本較為穩定的象徵秩序，轉為短期而不穩定的曝光循環。
在這樣的條件下，文化生產者競逐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變得更加激烈——只是其形式已由過往的制度性競逐，轉為高度流動且不穩定的注意力競爭。過去那種可以透過時間累積、逐步鞏固的策略性位置，如今愈來愈難以維持；取而代之的，是瞬間爆紅與迅速消散的浮動循環。
如果說布迪厄所描述的，是一個可以透過文化資本逐步晋升的場域；那麼當代的文化世界，則更像是一個不斷開放入口，卻同時收緊出口的系統。人人都可以參與，但真正能夠被記住的人，反而愈來愈少。
起跑線vs.全過程的機會平等
在我移居加拿大之後，五時三刻總會聽見上一代人細說當年，說自己如何胼手抵足、辛勞半生……終於可以修成正果、安享晚年（上刪1000字！）。這除了反映那些年上流機會普遍存在，亦反映在即使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機會平等——就正如當年文化精英能夠集體告別屋邨——早已初步全面實現。
當代文化產業進入的門檻大幅降低，豈不意味普遍社會的機會平等進一步大幅提升？假如機會平等被定義為起跑線的平等，那當然是大幅提升了；但假如機會平等的定義，顧及從起跑線到終點線之間的全過程，那麼結論便顯然會截然相反。若再加上宏觀社會上流空間的普遍收縮，則新一代面對競爭處境的惡化便可想而知。
然而，若我們的公平或平等觀念，仍舊停留在上一世紀，聚焦起跑線的機會平等確是有所提升，便難免予人一種錯覺，是社會普遍為新一代創造了更多機會（註三）。這種觀點其實並沒有錯，但卻顯然是嚴重的以偏概全，忽視了到達終點線前的全過程，正如何到處散播新的不平等——而前述文化產業和知識生產空間的雙重結構，便很能清楚說明這種轉變的底層邏輯。
與此同時，假如新興的文化生產者涉及經濟資本的競逐，則自然構成「上唔到位」的客觀論據；但如上所述，布迪厄往往更強調文化生產者的內部競爭，「區判」更多發生在市場經濟以外的空間，爭奪的是政治和文化發展方向的詮解權，和經濟資本的關聯反而微乎其微，如此「上位論」便頓顯捉錯用神。
事實上，正如我在出版剛好廿周年的《香港的鬱悶》中，早已明白無誤地指出：「欠缺客觀的政治和經濟基礎，新生代要突破嬰兒潮——Bourgeois 或曰Yuppies的文化霸權，實在是談何容易。在策略而言，新生代的確需要更多Bohemians激情和反叛的養份，但這些素質卻不能依賴靠市場力量來培養，否則很可能立即破吸納為Bourgeois秩序的一部份，變成大企業流水線上的一份子，就如Sunday的Bobos廣告一樣。弔詭的是，香港亦沒有足夠的非市場空間，令富創意和突破常規的文化素質滋長壯大，形成自威一格的次文化體系。」
我當時嚴重忽略的卻是：香港以至全球其實皆擁有極多「非市場空間」，只是均不足以「令富創意和突破常規的文化素質滋長壯大，形成自成一格的次文化體系」，如此而已。
在人工智能時代，祈盼新秩序……
在此仍大可引用葛蘭西的金句：「舊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正挣扎著誕生：在此期間怪物横行」——舊世界指「有大台」的出版、電視、電影、電台與流行音樂等大眾媒體時代，新世界則指「冇大台」、網絡平台、文化產品井噴和注意力稀缺的時代——悲觀地說，後者永遠再也無法建立新的象徵秩序；樂觀地說，只是新的秩序仍「正挣扎著誕生」。
千萬不要忘記：現時我們每天花數小時在（很可能就是大家均正在看的）網絡平台，無非都是中美科網巨企的產品，背後皆涉及兩國政府千絲萬縷的關係。百花齊放的文化產品和知識生產空間，不過是公諸世人眼前的表層現象；背後仍存在完全黑箱作業的演算法，以至巨大政商利益深不可測的盤算。作為數碼產品的消費者——以至生產者，我們對身處的網絡環境其實所知甚少。
進入AI狂潮的時代，生成式人工智能進一步取代傳統平台，運作方式就更加難以測知——當ChatGPT或Gemini提供貌似客觀中肯的文案，天知道它們如何篩選龐大的後台數據？如何千挑萬選餵飼給用戶的答案？隨著虛擬與真相的界線愈來愈模糊，用戶更逐步難以辨清到底何謂虛假、何謂真實……但在人工智能超級強大的功能下，我們都甘願選擇臣服於它的操控，不再追問神奇力量背後的權力結構。
或者可以說，在當代的文化產業和象徵秩序中，文化資本只佔據了看似自由開放的最表層；往下深掘才知不過是經濟資本堆疊的幻象，文化生產者完全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再往下更可能是無法洞悉的政治資本操作——事實上，在虛擬真實的年代，不要說威權以至極權得到鞏固，自由民主的根基亦已動搖——這些看似由所謂「市場失效」所帶來的秩序失控，其實全都建基於特定的政治經濟體制之上，很有可能只是統治階級和精英權貴的操弄結果。
這是個全球頭號的大問題，也不是簡單三言兩語便能說清。個人倒是傾向相信，唯有在高質資訊、知識和文化的基礎上，民主才能避過扭曲和變質的厄運（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對哈伯馬斯「溝通理性」的「愚忠」吧！）；反過來說，網絡平台亦必須透明化、問責化以至民主化，才能遠離精英權貴的利益綑綁。唯其如此，「舊世界才會真正死去，新世界才能真正誕生」，否則便只剩下無間斷的「怪物横行」。
我當然沒有萬應靈丹，但上述種種，皆在即將出版的新書《Demotopia: an exploration of democrac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26）中，戮力盡心加以疏理分辨，務求對這些「時代之問」，帶來一絲半點的反思。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期待你我一同踏上求索之路。
註一：我曾出版過那三本書，包括《香港的鬱悶》（2006）、《80前後》（2010）和《這一代的鬱悶》（2015），大致是第四代人活躍於學運/社運的年代。
註二：可參閱較新的《香港社運口述歷史計劃》（2025），我在那裡曾經談過的話題，在這裡便不再複述了。
註三：我研究人工智能近十年，接觸大量「科技製造新的社會不平等」的文獻，卻鮮有觸及「科技製造機會平等幻象及其幻滅」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