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香港政府高調援引所謂「國安法」以及「非法操練罪」，對仍在香港活動的行動者進行拘捕，情況令人痛心。無論立場如何，筆者對相關組織者所展現的勇氣與承擔，抱持高度敬意。然而，敬意並不等於盲目支持。正因事態嚴峻，反而更有必要以理性與現實為基礎，重新審視在當前環境下於香港進行對抗行動的可行性。
本文並非為港共政權辯護，亦非意圖製造恐慌，而是嘗試以冷靜分析說明：在《基本法》第23條與國安體制全面運作的背景下，短期內於香港展開實質性硬對抗行動，客觀條件極為不利。
一、警務處的定位：情報主導的警政系統
在「特別行政區」體制之下，港共政權所能動用的最強武裝力量，實際上正是香港警務處。坊間長期將其描繪為腐敗、低效，這種印象在情緒上或許可以理解，但在戰略分析層面卻極為危險。
必須清楚認識到，香港警務處是一個以情報為核心運作的警政系統。誠然，其能力無法與歷史上的史塔西（Stasi）或 KGB 相提並論，且在普通法框架尚未完全撕毀前仍存在制度掣肘，但以下兩點不容忽視：
第一，香港警務處早已與中國的整體情報體系深度接軌，能夠獲得外部支援；
第二，自2019年以來，其滲透與監控民間網絡的能力，已在實踐中顯現成效。
追溯歷史，警方自七、八十年代起，便透過金錢利誘與利益交換，成功滲透並掌控大量黑社會組織。這種長期累積的地下網絡，使其在社會灰色地帶具備高度動員與監控能力。任何有意在香港組織對抗行動者，若忽視這一現實，風險將極為致命。
二、武裝行動的高度可識別性與脆弱性
在當前香港環境中，任何涉及武裝元素的行動，幾乎必然迅速觸動國安與警方的監控機制。過往案例已反覆證明，無論是郵寄方式取得零件、所謂「鬼槍」，或涉及爆炸品的嘗試，其原料、物流與組裝過程都高度可追蹤，極易被鎖定。
即使使用3D打印機、仿製槍械或自製爆炸裝置，其技術門檻與暴露風險同樣極高，並非外界想像中那樣可行。經驗顯示，相關行動往往在尚未形成實質能力之前，便已被偵破。
三、組織規模與滲透風險的基本現實
在任何敵佔區進行活動，都存在一條被反覆驗證的通用規則：
當一個行動群體超過十人，保密與安全風險便急遽上升；
一旦超過二十人，則必須嚴肅面對內部遭滲透、甚至出現通敵者的可能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自稱「同路人」的人士，實際上可能本身已處於高度風險狀態，甚至成為破口。例如姜嘉偉本人涉及「香港民主建國聯盟」案件，有許多消息指出疑似是姜嘉偉本人洩漏風聲。根據爆炸頭報道，即使「香港民主建國聯盟」組織成員被捕，亦無法供出所有香港成員，因為該群組只有黨魁姜嘉偉一個管理員。
因此，在港的行動者挑選盟友需要極為審慎，與外界聯絡時應該多番思考。過往個案顯示，組織中若存在掌握完整聯絡網絡的單一關鍵人物，一旦出現問題，整個網絡便可能瞬間瓦解。因此，盟友的選擇與對外聯繫的方式，必須極端審慎。
四、金錢誘因與人性弱點：不可忽視的現實
當前國安體系對警務與情報人員所提供的資金與補貼極為優渥。即使是基層警員，一旦進入相關系統，所得待遇亦遠超一般水平。在這種結構性誘因下，部分曾經入獄、出獄後處於經濟與心理弱勢的人士，被吸納為線人，並非不可想像。
正如毛澤東所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行動的首要問題。」這句話在今日香港的現實中，並未過時。
五、結構性壓制仍將持續的判斷
可以合理預見，在未來三至五年間，只要港共政權的財政未出現結構性赤字，其對情報機構與協力者的高額投入仍將持續。這意味著，任何在香港本地進行的對抗行動，都必須面對極為嚴密、制度化的監控環境。
在此條件下，重現過往曾嘗試以武裝方式對抗的可能性，客觀上極低。事實上，過去多數本土武裝組織，往往在尚未形成實質能力前，便已被迅速瓦解。
現實選擇與路線思考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坦率地說：在短期內，香港並不具備發展武裝行動的現實土壤。仍身處香港的行動者，若要持續行動，只能以非硬性對抗、長期消耗與保存力量為主要方向。
若有人渴望參與更直接的硬性對抗，那麼離開香港、轉向其他戰場反而是更符合現實的選擇。否則，盲目的行動，只會加速個體與整體的消耗。
作者：黑色暴風雨前的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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