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資深社工流亡台灣 – 轉行健身教練月入不足一萬港元

「離開香港之後，我成個身分係消失咗，過去累積嘅經驗同人脈都用唔到，就連當年對公民社會、對社工行業的憧憬都唔係好記得。」

我和 Y 的相識，始於台灣一間港人酒吧的 open mic。那晚，他被朋友們圍坐在中間，眾人起鬨著要他上台獻唱。我已經不記得他唱了什麼，可能是張國榮或 Beyond 之類——總之是滄桑而深情的老派廣東歌，每句都帶著不合時宜的厚實震音。唱畢，他又端著酒杯，在各桌之間穿梭、寒暄、碰杯。

而我最常遇見 Y 的場合，也同樣是這家港式酒吧。他會穿著背心，拎著兩瓶豆漿，以及從超商買來的健康餐盒，再點一杯啤酒，然後再一杯，然後是很多很多杯。

Y 曾是香港註冊社工。大學畢業後，他在多間社區及勞工相關機構工作，主要負責支援失業人士重返職場。在職工盟，他替人修改履歷、模擬面試、講解勞工法例，也陪同求職多時的人一個一個去見僱主。服務對象橫跨不同群體，包括在產業轉型中被淘汰的中年工友；體力與學歷都不如人的長者；人生地不熟的新移民；以及各種「不合時宜」的弱勢勞動者。

在制度內，Y 是一名需要追進度、交報告、完成指標的員工。行業長期人手不足、資源緊絀，機構每年都要重新申請經費，助人工作被不斷拆解成一個又一個可量化的「成果」。Y 說，自己不願當管理者，因為那意味著更多行政、會議與數字，也就意味著更少時間與真實的人相處。「我寧願留喺前線，」他說，「所以每次一去到要升做管理層，我就會走，到依家都冇一份工係做超過兩年。」

在制度之外，他可說是公民社會的全職參與者。回溯至大學時期，Y 在校內老師與基督徒社群的影響下，逐漸關注公共議題。在反高鐵運動中，他首次真正走到街頭，參與集會、街站與宣傳工作，進入公民社會的行動網絡。

之後數年間，Y 持續出現在不同社會運動現場，包括碼頭工運、五區公投及反國教運動。相比學生會或組織內部的政治，他更常留在前線與社區層面，負責支援、動員與後勤工作。雨傘運動期間，他長時間在金鐘一帶出入，協助照顧長者與學生。運動結束後，他沒有退出，而是繼續在不同民間團體與社區組織之間流動。「我冇諗過要有固定組織身分，」他說，「通常都係邊度需要人，我就去邊度。我好少出名，但圈內人都會知我係邊個。」

這種沒有名銜、卻長期在場的參與方式，在 2019 年成為主流。運動初期，Y 仍然以相對機動的方式出現在不同現場：街站、集會、清場後的街頭，哪裡需要支援，他便往哪裡去。

直到七月中，他開始加入「守護孩子」的行動，角色才逐漸變得明確。多數時間，他留在衝突邊緣的位置，陪同未成年人求醫、協助家長尋人、安撫受驚的市民，亦在警方推進前後嘗試充當緩衝。這些工作既不屬於任何正式編制，也沒有清楚的分工，卻需要敏銳的判斷，並承擔被捕風險。

這樣的風險，在理大圍城時浮上檯面。當時，Y 與其他前線支援者陪同一名受傷的未成年人，暫避在校內的醫療設施中。圍封之下，進退失據，人群被迫分散，少年最終與他們失去聯絡。

本來，他與隊友找到一條生路，有機會自行離開。但隊友回頭，問了一句：「咁其他人點算？」兩人於是折返。其後，警方到場，仍留在現場的人被指涉及暴動，一併被帶走。

Y 清楚記得被押上旅遊巴到警署的每一幕：眾人被要求更換衣物，換上印有「I Love HK」字樣的白色上衣。警員逐一登記資料，問他讀過什麼學歷，卻在筆錄上把「碩士」錯誤寫成「石項」；又反覆追問他這個年紀「點解會喺度」。

「佢哋啲問題唔係真係想了解我，」Y 回想，「佢哋有一個預設，係覺得所謂嘅暴徒一定係被煽動、不學無術嘅𡃁仔，所以當佢哋見到我有返咁上吓學歷、年紀又唔細，就會不斷追問點解你會喺度。」

2021 年初，警方開始拘捕與理大事件相關的人士，他清楚知道自己已不可能置身事外。於是，他來到台灣尋求庇護。

離開香港之後，他感到一種突如其來的空白。與此同時，香港的公民社會在高壓下迅速瓦解。身分、地域與政治環境同時轉換之際，他過去在香港累積的專業經驗與人際關係，幾乎全無用武之地。

「離開香港之後，我成個身分係消失咗，過去累積嘅經驗同人脈都用唔到，就連當年對公民社會、對社工行業的憧憬都唔係好記得。」

經由台灣社運前輩引薦，Y 開始參與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相關社會工作，支援當事人及其家屬。對他而言，這個場域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歷史與制度背景；熟悉的，則是作為社工的陪伴工作——如何在不替當事人說話的前提下，承接那樣沈重的情緒與經驗：恐懼、失語，以及長時間被壓迫後的斷裂感。

然而，這份熟悉逐漸成為另一種負擔。當對方談及被捕、被監控、被迫噤聲的經驗時，他往往在敘述中聽見與香港近年發生的事情重疊，卻也很清楚，自己不應該將這些感受帶進工作之中。「對我嚟講係二次創傷。」Y 形容那是一種雙重的靜默：自己不會主動提及自身經驗，而對方也未必準備好說出自己的故事。

在這份靜默之中，他心裡反覆浮現的，卻是一個無法開口的問題：「咁我呢？」同樣作為政治受難者，他卻找不到一個位置，去安放自己的經驗。

後來他離職。他逐漸發現，台灣的制度對社工專業的理解與期待，與他過去的經驗之間存在明顯落差。「台灣唔係咁尊重社工呢個行業，」他說。大量行政工作與 KPI，讓陪伴與判斷被淪為程序作業。即使做了十幾年社工，在這裡能換來的薪資，折算下來也只有一萬港元左右。

接下來的一整年，Y 幾乎無所事事。這也是我在酒吧認識他的時候。酒吧是一個不需要說明身分的空間：不必回答在做什麼，不用解釋為何停滯，也沒有哪裡非去不可。在這個聚集著在台港人的場域裡，在音樂與酒精之間，他短暫回到熟悉的語言與角色之中；而在酒吧之外，屬於他的那個身位，始終沒有出現。

「但我知道唔可以再咁落去，始終都要搵食，個人都要有啲嘢做。」他這樣說。而成為健身教練，並非因為對健身行業有長期興趣，也不是因為外形或體能條件特別突出。這個選擇，更像是在可行選項逐一消失之後，留下來的一條現實路徑：不需高度語言脈絡、不仰賴在地人脈，有明確證照與入行流程，至少在制度上，仍能容納一位外來者。

他曾以為只要願做願捱，健身教練的收入應不至於低於一般基層正職，至少能勉強跨過在台居留與入籍所要求的最低工資門檻。真正開始工作後，他才意識到，自己對這個行業的想像，仍然過於理想化。

入行之後，Y 才逐漸看見這份工作的消耗。在台灣，多數連鎖健身房給教練的基本收入等同最低工資（台幣 $29500，約為港幣 $7200），其餘收入則取決於成交與續課。每日要不停打電話，拉人試課、推進銷售，付出的精力與回報卻不成正比。新晉教練的收入普遍不穩，能達到較高收入者，往往已累積穩定客源，或具備承受長時間高強度銷售的條件；對於缺乏在地社交網絡、同時承受身分與時間壓力的人而言，起步尤為艱難。

做了半年下來，即使在業績最好的時候，他的月入也只有三萬多元新台幣（折算不到一萬港元），在台北難以維持生活，更無法達到入籍所要求的最低工資門檻。

更讓他難以承受的，不只是收入的不穩定，而是整套工作邏輯的轉換。Y 是在香港公民社會的脈絡中長大的，長年在社區與運動現場，他習慣把關係建立在信任與時間之上。他說：「我從來唔會叫人做 case，因為呢個詞本身就嚟自商業社會」，但在健身房裡，一切都必須被迅速換算為績效與成交。原本用來陪伴與理解他人的社工專業，也被迫轉化為銷售話術。

Y 跟我說他想轉行。「我一路以嚟返工都唔只係為錢，」他說。對他而言，工作至少應該回應某種價值，而不只是完成指標、換取收入。當每天的勞動只剩下推銷與成交，他愈來愈難從中辨認出自己的價值。有時抬頭看向鏡子，他看見自己雙眼裡的疲憊與空白，與記憶中的自己已相距甚遠。

他很清楚，自己已經沒有太多試錯的空間。「我就嚟四十歲，容錯率其實好低。」年齡、身分與時間步步進逼，像一張慢慢收緊的網。收入是否穩定、身份能否延續，滲進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成為無法關掉的背景噪音。

關於能否取得長期身分的焦慮，逐漸反映在作息上。夜間睡眠時間明顯縮短且斷續，頻繁醒來後難以再入睡，失眠成為常態，長期的疲憊亦開始侵蝕他的日常生活。

在現實壓力難以消散的日子裡，酒吧成了他少數不必交代去向與未來的地方。Y 最喜歡的電影，是《英雄本色III：夕陽之歌》。有時在酒吧的 open mic，他會唱那首同名的歌。燈光昏暗，麥克風偶爾失真，他把歌唱完，走下台，回到原來的位置。

「奔波中心灰意淡／路上紛擾波折再一彎／一天想／想到歸去但已晚。」

人們偶爾抬起頭來看他，給他掌聲；然後下一個人上台，週而復始。

插畫：@sidelee.studio
文：G
編：@mingyeung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