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DR: 美國削減對外媒體與倡議組織的資助，影響了 VOA、RFA 及關注香港與中國人權議題的組織，導致許多記者與倡議者失業，甚至可能被迫返回香港。這些機構不僅為香港發聲，也在對抗極權資訊封鎖和維護美國戰略利益上發揮關鍵作用。當香港的倡議與資訊空間持續收窄，我們需要這些組織繼續運作，無論政治立場如何，我希望香港人可以超越黨派立場，關注這次削資的影響，支持仍在為真相發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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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日，美國政府宣布削減美國國際媒體署（USAGM）的資助，導致旗下專門向中國及其他極權國家廣播的美國之音（VOA）和自由亞洲電台（RFA）被迫停運，許多媒體工作者因此失業，其中包括在《國安法》實施後調離香港分部的記者。一旦被解僱，他們的工作簽證隨即開始倒數，若無法立即找到新工作，很快就必須離開美國，有可能要返回香港。
RFA可以說是對我有恩。自 2021 年起，我以不同的方式與 RFA 合作，也正是因為這個機會，我才能搬到華府，在美國政治核心打滾，並在流亡初期尋找自己的定位和價值。即使後來我專注於香港倡議工作，不再為 RFA 製作節目，但每當我們的活動或倡議成果需要傳播，RFA 和 VOA 的記者總是使命必達，即日發稿報導。我人生中第一次在鏡頭前落淚，也在RFA的訪問片段中被一一收錄。
《國安法》後，大部分良心媒體相繼倒閉，RFA 和 VOA 的粵語組因為有美國政府背景，算是堅持得頗長的中文媒體。RFA 直到去年三月才正式撤出香港，並安排員工前往其他地區，但仍繼續報導與香港相關的新聞。我知道在港媒真空的環境下，很多人都依靠 RFA 和 VOA 來獲取被中共政治審查的資訊；在中國大陸乃至監禁之中，仍有人透過短波收音機收聽 RFA 的新聞，成為了黑暗中的一點曙光。
VOA 中文網去年獲得超過七千七百萬次點閱，RFA 每週亦有近六千萬聽眾，其影響力顯而易見。在中共的大外宣與資訊封鎖之下，任何能夠精準報導中國現況的媒體，都是不可或缺的抗衡力量。我時常擔心香港政府會封鎖 RFA 和 VOA 的網站與 YouTube 頻道，卻沒想到最後下手的不是中共，而是美國政府自己。
消息一出，中共操控的《環球時報》立即大肆報導，邀請中國媒體與政治專家助慶，聲稱 VOA 是「謊言工廠」，其關閉將讓美國人「看到一個真實且多維的中國」。《環時》前總編胡錫進更發文宣稱，這象徵美國「反華媒體堡壘」的內部崩潰，對中國而言是「大快人心」的好消息。
有人會說這些媒體「抵死」，並搬出它們過去發表過偏頗或失實的報導；無論左右翼，都有人批評它們是對面的喉舌。但縱然這些媒體存在缺陷，美國政府削資的決定是否合理，仍值得深思。它們除了為國際社會提供不同的視角，也在威權政權封鎖資訊的環境中，提供難以取代的報導。若以「媒體有缺陷」作為關閉的理由，那麼當年立場偏頗、傳媒道德標準受爭議的《蘋果日報》，在政治壓迫下停刊、高層被囚禁時，是否也藉得被大眾落井下石？媒體的問題應由社會監督與問責機制促進改進，而不是由當權者以資源控制的方式加以消滅。《蘋果》、RFA、VOA 若有所缺失，其對社會的貢獻與存在價值依然無法忽視，不應因此而被一筆抹殺。
（總在這些時候會讓我很想重拍YouTube片，向大家講解這兩個媒體的歷史背景及其在抗衡中共資訊戰中的作用，解釋為何它們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以及中國的人權監察中有着關鍵的角色。可惜製作這種解說片所需的精力巨大，唯有在此以文字向大家喊話。）
RFA 在被削資的前一天發表了一篇報導，提及美國港人組織因特朗普政府削減對外援助受到波及，而面臨財困。報導中提到的三個組織中，有兩個都是我所屬的團體，所以想藉此交代一聲，這次的資金削減未有直接影響我們，但它確實重創了整個香港和中國人權監察及政策研究的圈子。身在華府的我也切身感受，親眼見證多年合作的組織被迫停運，身邊的同伴一個個被解僱、無奈離開華府。
我本以為，至少會有人對香港倡議組織受到影響表示關心或同情，沒想到各平台的留言卻幾乎清一色是冷嘲熱諷：「建議去找正經工作，不要再撈政治油水了」、「這麼多年來，國際線做了什麼？」
坦白說，當刻看到這些評論的確十分氣憤。畢竟聽到多年來的努力與付出被幾句話全盤否定，沒有人會感到好受。但我也明白，這類批評其實毫無成本，某程度上亦反映了部分香港人對現況的不滿。
有人質疑：「為何美國有義務幫你？」但事實上，美國政府資助支持人權、資訊自由與對外政策研究的組織，並不是在「幫我們」，而是基於自身國家安全、民主價值、軟實力競爭與防範錯誤資訊的考量，這些組織為美國公眾和決策者提供準確的資訊與分析，以協助政府制定有效政策，也在國際輿論場上抗衡威權政權，穩定國際秩序並維護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
許多人仍以過去香港公民組織的模式來看待我們，認為這些組織主要靠義務運作，公眾人物依賴捐款或 Patreon 維生，因此誤以為我們不務正業，或不理解為何這類組織需要政府資助。但我想澄清的是，在美國修讀新聞及政治科學多年，現在的工作正是我的專業，是我每天花超過八個小時的一份正職；許多在這些組織工作的倡議者、研究員、政策專員，都擁有相關的學術背景和專業經驗，這個也正是他們的專業。擁有公共影響力對我們進行倡議行動是有幫助，但不是可以為我們提供食宿生活的來源。大部分選擇在這些組織工作的人，都是為理想與價值付出勞力，已經不是賺超凡的薪金，甚至要承受被通緝、資產凍結、親友受牽連、被跟蹤恐嚇等風險，我實在不明白還會有人會期望我們去做免費勞工。
我能理解部分香港人對香港政治現況感到無力，因此會拷問仍在做香港議題倡議的「國際線」到底做了什麼。誠然，國際倡議本質異於本地政治運動，許多工作的進展或者背後功夫都無法量化成所謂的「成果」，也不總能製造新聞熱點。要我們可以說「成功爭取」的事——例如「成功爭取駐美經貿辦關閉」、「成功促成香港高官和法官被制裁」、「成功爭取政治犯被釋放」——當中承載的功夫遠比想像更多，並非像向城規爭取紅綠燈加多三秒般直接簡單。同樣在意義上，我們很容易便可以因為這些組織「無成果」，而有了它們無存在意義的想法。然而，若這些組織毫無影響力，美國兩黨又何必持續數十年都繼續資助它們呢？
在美國進行倡議多年（加上此前在新聞與政治領域的學習），我慢慢嘗試脫離香港由上而下的政制系統及二元對立思想，學會從議題本身和普世價值出發形塑自己的看法，而非單純以黨派立場判斷是非利弊，再找出兩黨的相交點從而入手。即使支持某個政黨或政治人物，也可以在特定議題上對其提出批評。民主價值可貴之處，正在於不同意見能夠共存並影響決策。正因如此，儘管在一個黨派執政的形勢下，同一部門或同一機關仍可以存在多元的聲音。有人可以認同特朗普政府削減不合理的對外開支，同時批評其矯枉過正的行為；有人可以承認 VOA、RFA 存在缺陷，但同時認可它們的價值，不應任由其被廢棄。在香港的倡議空間日益收窄之際，作為香港人，我們更應對這種政策表達想法。
過往我一直不敢經常就美國政治議題作出評論，因為自2020年美國大選後深深感到這個議題的敏感性，要知道受眾大多是香港人，而非在美國或民主制度下長大和活動，要去解釋不一樣的意識形態總會有吃力的時候。曾經嘗試過後，發現自己還有不足之處，未能好好地表達或者幫助持其他意見的人看到另一個觀點。這一次再試，是因為我依然相信香港社群能夠逐漸邁向民主概念，建構一個真正多元和包容的社會。除了要學習建立這種胸襟，我們亦應創造表態的勇氣。希望我可以透過自己微小的聲音，讓持相同或不同意見的人都能夠看見彼此。
我們香港的記者和倡議者，挨過了港共打壓，今次能否捱得過美國削資，還要靠我們的力量去爭取和支持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