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們往往以落後及窮困形容菲律賓，我們必須理解一個往往被忽略的事實：菲律賓並非一直如此：在二戰結束後到 1960 年代初，菲律賓曾經是亞洲的經濟大國，被視為最有潛力的現代化國家之一。
這段歷史不僅是數字上的優勢，更是一個國家曾經接近「成功」的記憶，而今天的民怨，很大一部分正是因為人民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
戰後的經濟奇蹟：亞洲第二富有國家
二戰結束後的菲律賓，在亞洲是一顆耀眼的明星。根據經濟史學家 Angus Maddison 的歷史估算，1950 年菲律賓人均 GDP 約 1,293 美元，遠高於同年韓國的 876 美元、泰國的 817 美元，亦高於中國和印度數倍。
當時的馬尼拉更被外國記者形容為「亞洲的巴黎」，擁有寬闊的林蔭大道、現代化的市政大樓、百貨公司與電影院，遠比首爾、曼谷、雅加達更加國際化。
美國的殖民統治雖然帶來爭議，但也建立一套現代教育體系和英語普及率，讓菲律賓在 1940 年代的識字率達到 70% 以上，位居亞洲前列，意味著勞動力素質較高，能夠吸引外國企業投資。
從 1946 年獨立到 1950 年代，菲律賓每年平均 GDP 增長率保持在 5 至 6%，當時被 IMF、世界銀行視為亞洲的「中等收入國家榜樣」。
1946 年菲律賓獨立後，美國簽署《貿易與援助協定》（Bell Trade Act），允許美國企業享有在菲律賓的貿易與投資優先權，同時提供大規模的戰後重建援助。
根據菲律賓國家歷史委員會的數據，1946–1953 年間，美國援助約佔菲律賓 GDP 的 15%，包括修復港口、重建道路、灌溉系統、醫院和學校。
這些投資迅速帶動了農業出口：糖、椰子、麻類、菸草等產品大量出口至美國市場，為政府帶來外匯收入。同時，馬尼拉和宿霧等港口城市的工業區開始出現早期的製造業，如食品加工、建材、紡織和化學工業。
早期工業化與城市現代化
1950 年代的馬尼拉，不僅有電車、巴士系統，還建有現代化的下水道與自來水網絡。當時的住宅建築、公共建設標準比許多亞洲城市都高。
工業方面，菲律賓在亞洲率先推行「進口替代工業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保護本地企業生產消費品，以取代進口。雖然後來這個政策被批評為導致缺乏競爭力，但在 1950–60 年代初，它確實促進了國內工業成長。例如：
- 紡織業：1950 年代菲律賓是亞洲最大的棉紡織品生產國之一。
- 汽車裝配：多家美國汽車公司在馬尼拉設廠裝配汽車，為本地市場供應。
- 建材與水泥：全國興建道路與大樓帶動水泥和鋼鐵產業成長。
到 1960 年，菲律賓製造業佔 GDP 比重達 28%，遠高於同期的韓國和馬來西亞，顯示其工業化程度曾領先。
教育與人力資本優勢
在殖民時期建立的公共教育系統，使菲律賓擁有亞洲最大規模的英語教育網絡。
1950 年代，大學入學率遠高於亞洲其他國家，馬尼拉大學、菲律賓大學等高等學府培養了大批工程師、醫生、教師與律師。
這些人才不僅支撐國內發展，也成為後來菲律賓勞工外移的基礎，雖然當中不少原本是醫生或護士的，去了香港當家庭傭工，明顯的資源錯配，亦突顯了菲律賓如今本地就業的失衡，但這又是另一個課題了。
當時的國際研究報告甚至稱，菲律賓若持續保持投資與教育支出增長，有望成為亞洲第一個「全面工業化的民主國家」。
1950–60 年代的菲律賓政治相對穩定，民主選舉制度運作順暢，新聞自由度高於多數鄰國。
國際上，菲律賓是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的創始成員，與美國保持緊密軍事同盟，獲得安全保障。這種國際地位也吸引外國資本與技術流入。
在文化層面，馬尼拉的娛樂產業、電影工業蓬勃發展。馬尼拉灣的夜生活、百貨公司和咖啡館，使其成為東南亞最具國際化氣息的城市之一。
「失落黃金時代」的意義
其實這段歷史不少外國人以及香港人亦曾經見證過，菲律賓於上世紀中期曾是亞洲區的旅遊熱點。正是因為這段歷史存在，今天的經濟落後才顯得格外刺眼。
許多菲律賓學者將 1950 至 60 年代稱為「失落的黃金時代」（Lost Golden Era），認為如果當時的政策能及時轉向出口導向工業化，並抑制貪污，菲律賓或許能和韓國、台灣一樣，在 1980 年代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經濟學家 Gerardo Sicat 曾估算，假如菲律賓在 1970 至 1985 年間投資率能提高 5 個百分點，人均 GDP 到 2000 年本可達 5,000 美元以上，而不是停留在 1,000 美元邊緣。這意味著，菲律賓失去的不僅是經濟排名，更是整整一代人的發展機會。
這就是今日民怨的歷史根源：不少菲律賓清楚人知道，他們的國家曾經站在亞洲前列，卻因種種原因而斷送。這段「曾經很好」的集體記憶，正是今次示威和憤怒最深層的情緒背景。
制度失效與貪污擴散
黃金時代結束的標誌，並非經濟自動放緩，而是制度逐漸衰敗。
菲律賓的衰落是一個「緩慢」及「滲透」的過程：貪污腐敗從邊緣變成常態，政策從促進發展變成分配利益的工具，最終使整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被掏空。
馬可斯時期戒嚴轉折點
1965 年，老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 Sr.）當選總統。他的第一任期仍以基建建設和現代化為主題，興建道路、橋梁、學校，被稱為「基建總統」。然而，這段美好光陰只維持了數年，1972 年他以對抗共產叛亂和社會動盪為理由宣布戒嚴（Martial Law），實行長達 14 年的威權統治。期間出現大規模人權侵害、新聞審查及貪腐醜聞。
1986 年，因貪污指控與選舉舞弊引發「人民力量革命」（EDSA Revolution），馬可仕被迫下台並流亡夏威夷，最後更是客死異鄉。
戒嚴時期，老馬可斯與其家族、親信被指大規模侵吞國家資產。根據菲律賓「人民力量博物館」（Museo ng EDSA People Power）與世界銀行的估算，馬可仕家族及其盟友可能非法轉移高達 5 至 10 億美元 的國家資金至海外銀行帳戶，令國家財政嚴重透支。
然而，每當提到老馬可仕，老一輩的菲律賓人不少表示信任以及支持，認為他的倒台只是「假新聞」及反對派惹的禍：他們認為於老馬可斯年代有大量基建落成，為菲律賓帶來進步及大量職位。
筆者今年四月才跟菲律賓的親友參觀馬可斯於菲律賓佬沃的故居，親友們對老馬可斯可謂有口皆碑，即使筆者嘗試引用一些數據及報導指出他種種不是，他們亦指是傳媒及反對派製造的「假新聞」。筆者於亦曾跟村中的街坊討論有關事宜，發現他們大多很喜愛老馬可斯。
三十多年後，馬可斯家族卻竟可再度回到權力核心。2022 年，馬可斯之子費迪南德·「Bongbong」·馬可斯（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以超過 3,100 萬票的壓倒性優勢當選菲律賓第十七任總統，創下菲律賓總統選舉史上最高得票紀錄。
他的競選主軸以「團結」（Unity）為口號，主張延續父親政策，重建基礎設施並推動經濟現代化。然而，這一勝利亦引發國內外輿論兩極化，一方面象徵家族政治復興，另一方面重新喚起對戒嚴時期的歷史記憶與傷痛。
外債急增與經濟失衡
再談老馬可仕時代，因為大量舉債進行基建，1970 年菲律賓外債僅約 20 億美元，到 1985 年已膨脹至 260 億美元，每年增長近 20%，累計增長超過 13 倍，升至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的 100％，出現外債危機。
這些貸款大部分用於公共工程、能源與水泥項目，但許多工程被發現存在巨額超支、設計不良，或根本是「幽靈工程」。又是「幽靈工程」？多麼似曾相識，正正是剛剛周日大型示威的導火線。
美國作家兼幽默家 Mark Twain（馬克·吐溫）：「歷史不會重演，但往往押韻。」
“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的分析，這些巨額外債並未轉化為足以帶動出口或工業升級的生產力，反而增加了國家對外部貸款的依賴。當 1980 年代國際利率上升、美國收緊美元供應時，菲律賓的債務利息佔政府支出的比率一度高達 40%，擠壓教育、衛生和農業投入，導致民生惡化。
馬可斯家族和其盟友掌控能源、建築、交通、糖業、椰子產業的壟斷權。例如：
- 椰子徵稅基金醜聞（Coconut Levy Fund Scam）：由馬可仕盟友 Eduardo Cojuangco Jr. 主導，向椰農徵稅購買椰子壓榨廠，最終由私人控制，農民利益受損。
- 建築合同：大型公共工程合同常以政治忠誠為分配標準，而非技術能力或價格。世界銀行 1984 年報告指出，菲律賓的基建成本比亞洲平均高 20–30%，但質量普遍偏低。
結果是經濟效率下降、外資信心下滑。世界銀行統計顯示，1980–1985 年菲律賓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年均僅 0.2% GDP，遠低於同期馬來西亞（2%）和新加坡（超過 10%）。
教育與基建投資被侵蝕
貪污不僅影響經濟效率，也直接削弱公共服務。1983 年後，政府用於教育和醫療的實際支出下降，學校師資短缺，兒童入學率停滯甚至下降。城市供水系統老化、停電頻繁成為常態。
首都馬尼拉的洪水問題就是典型例子。許多原本應該完工的防洪渠、排水系統工程被擱置或偷工減料，導致每逢颱風來襲市區就陷入水災，經濟損失逐年上升。世界銀行估計，僅因城市洪水造成的 GDP 損失，每年達到 GDP 的 0.5–1%。
馬可仕時代的高壓統治、審查制度和軍事化政策，雖短期維持秩序，卻摧毀了制度的透明與問責。政府機構普遍成為權貴分贓的場域。1983 年反對派領袖貝尼尼奧·阿基諾（Benigno Aquino Jr.）遇刺事件，更激化民憤，導致外資全面撤出。
這場制度性崩壞的最終結果，就是 1986 年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推翻馬可仕政權。然而，即便政權更替，腐敗網絡並未徹底瓦解，許多壟斷集團和地方政治家族依然延續其影響力，導致改革步履維艱。
長期經濟後果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數據，1980–1990 年菲律賓 GDP 年均增長率僅 1.9%，而同期亞洲平均為 5.4%。貧困率在 1985 年達到 49%，遠高於 1970 年的 35%。這個時期被經濟學家稱為「失落的十年」（Lost Decade）。
對比韓國、台灣，同期人均 GDP 飆升至 4,000–6,000 美元，菲律賓卻仍徘徊在 700–800 美元之間，正式被甩出亞洲工業化列車，從領跑者變成追趕者，以至今日淪為落後者。
1986 年之後，雖然民主制度恢復，但貪污問題並未消失。反貪機構缺乏牙齒，司法系統效率低下，案件審理時間動輒十年。地方政治仍由「世襲家族」（political dynasties）控制，公共預算成為選舉資源分配工具。
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報告顯示，2000–2020 年菲律賓清廉指數長期徘徊在全球排名 90–120 名之間，顯示治理結構並未顯著改善。這些因素為今日的防洪工程醜聞、醫療採購爭議、基建回扣案埋下伏筆。
這就是菲律賓從黃金時代滑落的全貌：不是一次意外，而是制度長期失效的結果。當人們看到防洪工程被貪污、資金消失，看到高官炫富，他們想起的不只是今天的洪水，而是七十年來反覆出現的同一場戲。這也是為什麼 2025 年的示威能夠引起如此強烈的共鳴。
經濟停步不前 錯失的工業化契機
黃金時代的基礎並不足以保證長期成功。從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菲律賓不僅沒有追上世界的工業化潮流，反而被後發國家遠遠拋離。
這段歷史是菲律賓當代經濟困境的根源，也是今天群眾上街的背景。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是全球工業化和貿易全球化的黃金期。曾經於經濟被菲律賓領先的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後來追上，更被稱為「亞洲四小龍」，透過出口導向工業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EOI），吸引外資、引入技術、建立工業園區，成功在 30 年內將人均 GDP 提升 20–30 倍。韓國在 1960–70 年代通過穩定低匯率，鼓勵出口，製造業產值急速攀升。
台灣推動十大建設計劃，集中資源建設高速公路、電力、水泥、石化等基礎設施。新加坡提供免稅政策，吸引跨國企業設廠，成為全球製造和物流中心。結果是這些國家在 1990 年前完成了工業化轉型，並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
相對地菲律賓在同一時期選擇了高關稅和進口替代政策。雖然短期保護了本地企業，但缺乏國際競爭力，導致出口停滯，1970–1985 年菲律賓出口年均增長率僅 3%，遠低於韓國（20%）、台灣（17%）。
工業技術落後，工廠多停留在低端加工，未能升級到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產業。外資因政策不穩、貪污嚴重而撤資，外國直接投資（FDI）佔 GDP 比例長期低於 1%。
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指出，若菲律賓在 1970 年代能轉向出口導向模式，GDP 到 2000 年可能比實際水平高 40%。經濟學者 Dante Canlas 曾指出，菲律賓的問題不是完全沒有成長，而是「成長不足」。1970–1990 年菲律賓平均 GDP 成長率 1.9%，與人口增長率接近，幾乎沒有改善人均收入。這段時期被稱為「失落的二十年」，對整整一代人造成影響：教育投入不足、營養不良、基建滯後，直接削弱了勞動力素質和國家競爭力。
國際形象的轉變
在 1950–60 年代，菲律賓是東南亞唯一被視為民主樣板的國家，經濟發展優良，被稱頌「亞洲巴黎」的亞洲明日之星，如今卻已是明日黃花。
外資報告常提到菲律賓的「紅色膠水效應」（Red tape），意指繁瑣的官僚程序和賄賂文化讓投資延誤，導致企業選擇投資越南、馬來西亞甚至柬埔寨。
根據 2023 年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菲律賓在 190 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95，而越南排名 70，馬來西亞第 12，新加坡第 2。這些差距，正是 50 年來錯失工業化機會的結果。
菲律賓錯過的不僅是數字上的 GDP，更是整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工業化不只是創造就業，還推動城市基建、公共衛生、教育普及、女性勞動參與、社會流動性。當鄰國人民生活水準提升、基建升級、科技產業崛起，菲律賓卻仍在為基礎防洪、停電和交通癱瘓而苦惱。
這種水深火熱的生活困境，加深了民眾的不滿。對今日的抗議者來說，怒火不是因為他們示止是他們一無所有，而是因為他們曾經有過機會——一個可以和韓國、台灣並肩的機會，卻因貪污與政策失誤被浪費。
作者：白影 （港菲混血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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