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支聯會案宣判刑期，案中各人均因所謂「煽動顛覆」判囚：鄒幸彤囚七年三個月、李卓人囚七年、認罪的何俊仁也判監五年兩個月。支聯會另被罰款一百五十萬港元。關於此案，我已經評論過好幾次，箇中是非曲直無需再講；至於那群終日驢鳴狗吠的跳梁小丑，肯定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罵牠們也嫌浪費筆墨。我最想談談的，是鄒幸彤母親在判刑當日所講的一番話。
鄒母對記者轉述女兒多年前的話：「終有一日我要在法庭上和他們好好辯一辯！」後來正如大家在新聞所見，鄒幸彤在法庭上自辯，句句鏗鏘，沒背棄自己的初衷。鄒幸彤還跟探望她的母親說：「好爽呀，我終於可以除低件大狀袍，痛痛快快代表自己講真話，原來係咁爽㗎！」鄒母稱相信沒有律師能替女兒辯護，因為她根本不是要「贏官司」，並形容女兒「不是一個稱職的大狀，只是一個出色的被告」。
讀到鄒母這句閃耀睿智光芒的話時，我覺得自己看的已不再是過眼雲煙的新聞，而是百世流芳的歷史。試想古往今來，稱得上「出色的被告」者能有幾人？雅典的蘇格拉底應該是元祖了。公元前399年，一生敬神的蘇格拉底被判死刑，罪名很諷刺，是荼毒青年和褻瀆神明。以法庭上的「抗辯風格」來說，鄒幸彤和蘇格拉底一今一古，的確互相輝映。
鄒幸彤在求情環節拒絕「求情」，堅持以「陳情」表述信念，直言追求民主「根本一日監都唔應該坐」，並表明寧願做「罪犯」亦不背叛良知。蘇格拉底也一樣拒絕求情，甚至在應該「打感動」的時候，講出一些刺耳的真話，觸怒陪審團亦義無反顧。先講一下歷史背景：蘇格拉底受審時，有501名從公民中選出的陪審員，而根據當時雅典慣例，被告定罪後，原告會提出一項刑罰（τιμᾶσθαι），被告則可反提一個較輕的替代刑罰（ἀντιτιμᾶσθαι）——蘇格拉底本來是可以憑此免死，改為流放或罰金的。
然而為了「痛痛快快代表自己講真話」，蘇格拉底選擇走上一條沒人走的路。據柏拉圖《申辯篇（Ἀπολογία Σωκράτους）》所載，蘇格拉底表示自己不會像當時許多被告那樣，哭哭啼啼把家中孩子帶到法庭上博同情，甚至明言自己這樣說，可能會觸怒陪審團某些人（因為他們當被告時就做過類似的「博同情」舉動），令他們懷着怒氣投下「死刑」一票。蘇格拉底之所以堅拒耍花招，是因為他虔敬神明，認為陪審團判決該按照他們對神明起誓所說，必須建基於法律，而非個人一時的情感。
蘇格拉底最「玩命」的陳情部分，是他提出一個極盡諷刺的「替代刑罰」。像鄒幸彤一樣，他否認自己犯罪，表示像他這樣的人不該受罰，反而應該得到好處，所以他提出的「替代刑罰」，是「在市政廳免費用膳（ἐν πρυτανείῳ σιτήσεως）」——這當然是殊榮而非懲罰，因為只有外國使節或城邦的榮譽公民，才有資格在市政廳免費吃喝。蘇格拉底還揚言，自己的貢獻大於奧運會駕馬車的勝利者，因為「他只讓你們看起來幸福，我卻令你們真正幸福（ὁ μὲν γὰρ ὑμᾶς ποιεῖ εὐδαίμονας δοκεῖν εἶναι, ἐγὼ δὲ εἶναι）。」
然而蘇格拉底對雅典的貢獻，在當時審判者眼中都是「罪行」。在「求情」環節，蘇格拉底問雅典人：「像我這樣的人究竟應該受到甚麼懲罰，或者應該付出甚麼代價呢？」然後他便述說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他一輩子沒有保持沉默；他拋下大多數人熱衷的事情，如賺錢、置業、行軍、參與公共演說、追求官職、結黨等，只為了以私人身分給予每個公民最大益處。什麼益處呢？蘇格拉底說：
「我一直試圖說服你們每個人：與其關心那些屬於自己的東西（τῶν ἑαυτοῦ），不如先關心自己（ἑαυτοῦ） ，令品德和智慧都臻於至善；與其關心那些屬於城邦的東西（τῶν τῆς πόλεως），不如先關心城邦本身（αὐτῆς τῆς πόλεως）；至於對待其他一切事情，也應採取同樣的態度。」
以上一段算不上《申辯篇》最著名的警句，卻是非常關鍵的一段話，對我也啟發最深。當中談及「關心城邦本身」那部分，完全可以跟牽涉「国家安全」的支聯會案接軌。什麼叫「屬於城邦的東西（τῶν τῆς πόλεως）」呢？古希臘文原話非常簡潔，幾乎無法翻譯，隱含的意思就是「城邦的財富、物資、名譽等」，即城邦擁有的一切外在利益。但蘇格拉底認為，城邦利益不等同城邦本身，正如個人擁有的東西，不等於他本人。
現代古典學學者Paul Allen Miller和Charles Platter是這樣注釋《申辯篇》這句話的：「一個但求獲取更多財富、物資、聲望等等（τῶν τῆς πόλεως）而做決策的城邦，從其本質而言，反顯得自己不配擁有這些東西。情況就如個人一樣，如果財產和榮譽並非從屬於更高的道德理想，那麼這些東西於城邦而言也是禍害（Just as in the case of the individual, possessions and honors will be bad for a city if they are not subordinated to higher moral ideals）。」
大凡識字的人都看得懂，在蘇格拉底眼中，一個毫不在乎道德理念，光靠嚴刑酷吏逼人服從和閉嘴的邦國，非但不配擁有任何名譽、財富和影響，甚至不配稱為「國家」，可以說它早就「亡國」了。今天被許多人掛在口邊的所謂「国家安全」，難道不是這類「屬於城邦（τῶν τῆς πόλεως）而非城邦本身的東西」嗎？在這樣的社會，再多的「国安」都只是捨本逐末，還可能帶來更大禍害。鄒幸彤追求的理想，無異於蘇格拉底：致力為公民本身謀幸福，而不是讓他們看上去「幸福」。
蘇格拉底本來可以不死，只要他稍為妥協，接受流放他鄉，然後閉上嘴巴，安安靜靜過日子，那就可以苟存性命。可他偏偏「冥頑不靈」，堅稱不能沉默，因為他認為每天談論德性、反省審視宇宙人生的各種問題，才是人的最大福祉，「沒有審問查考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注1）。鄒幸彤的陳情文，不也講過類似口吻的話嗎？她說「能夠搵得到自己相信嘅使命，搵得到可以並肩作戰嘅伙伴，係人生最幸福嘅事」，更承諾今後不論獄中獄外，都會繼續為理想奮鬥，決不辜負當年燭海中對死難者許下的莊嚴誓言。
前兩天得悉支聯會案的判刑結果，看見鄒母所說的話，已有一陣莫名的感動，甚至覺得香港能出現鄒幸彤這樣的人物，簡直不可思議。翌日，我重看了一遍蘇格拉底的申辯，只覺得更加不可思議——經典裏的古人不再是紙上的幻影和書齋的空談，原來一不留神，遙不可及的哲人已經道成肉身，在末世中現身說法。蘇格拉底這位「出色的被告」，距離我們從沒有像現在那麼近。
注
1
蘇格拉底這句名言（原文：ὁ δὲ ἀνεξέταστος βίος οὐ βιωτὸς ἀνθρώπῳ）向來被譯為「未經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英譯亦然。我個人解讀有點不同。原文「ἀνεξέταστος」一字，除了解作（一）被動的「unexamined」外，也可理解為（二）帶主動意味的「不作查考」——字典證據是「without inquiry or investigation」（見LSJ古希臘語字典）、「qui ne recherche pas, qui n’examine pas」（見Anatole Bailly的Dictionnaire grec–français）。以上兩部字典，皆引蘇格拉底名句闡釋第二義。古希臘語-τός形容詞，大多僅有被動義，但某些情況下也有例外，Patreon另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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