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同樣被懸紅通緝的八位港人之一，我相信袁弓夷前輩的為人；筆者亦希望任何有利革命之事都能成功。因此，以下分析與建議全建基於歷史先例與個人觀察，絕不針對任何人。
首先，我們可以放眼過去500年東西方成功的革命案例，歸納出一些實例以作反思。
第一，以東亞為例，晚清、幕末年代的中、日革命義士均是以較少資源先成立各類組織，再合縱連橫，以「同盟會」、「薩長同盟」等聯盟方式壯大已方實力，繼而與政權博奕。
孫中山等人於辛亥革命前，沒有花時間、資源先成立「大清議會」，鼓動幾億大清國民一人一票授權他們革命與遊說；而1860年代日本德川幕府時期，一眾武士如坂本龍馬也沒有先成立「日本議會」，爭取大和民族一人一票再談革命。
第二，西方近代史裡「革命議會」通常由已掌握一定治權（governance）及/或兵權的各個地方議會結盟組成。常言道，弱國無外交。這道理同樣適用於任何革命議會。假如任何議會積弱，既無治權，也沒兵權，那各國認真看待該議會的機會微乎其微。
歷史長河中，有成果的革命議會都具備兩者或其中之一。例子有16世紀反抗西班牙統治的荷蘭七省同盟（Republic of the Seven United Netherlands）、1775年造就美國獨立的北美十三州政府同盟（Thirteen Colonies）、1922年帶領愛爾蘭人獨立的26個愛爾蘭地方議會同盟（Irish Free State）。
依個人觀察，「香港議會」將既無領土，也無治權，亦無兵權。因此，它先天上已被局限為一個象徵性的存在。如果成立一個議會的作用僅限於讓部分香港人練習實踐民主，那和學界流行的Model UN（模擬聯合國）恐怕分別不大。
另一邊廂，有些人會直接拿近年由一人一票選出的西藏（圖博）議會作例子，引證「香港議會」短期內事在必行。
無獨有偶，2021年，筆者曾在羅馬與當時的西藏司政（Sikyong，即藏人首相）面對面請教。他的意見是「香港人不能硬生生套用藏人的模式，應當摸索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我同意他的分析，因為西藏議會是由逾九成藏人擁戴的精神領袖達賴啦嘛，由上而下民主化而成。而且，藏人還有從印度政府借來的一點土地作根據地，使西藏議會有一定的治權。
遺憾的是，雖有議會，藏人還是難逃劇烈政治紛爭。過去兩年，西藏議會爭鬥之劇烈，甚至動搖了其司法機關，更令不少藏人家庭、數十年朋友決裂，不相往來。最終，還是要靠地位超然的達賴啦嘛暫時擺平各方爭執。
換言之，從各層面來看「西藏議會」都是一個有待觀察成敗的嘗試。承前藏人領袖所言，香港人切忌囫圇吞棗。比起西藏模式，個人認為性質上與「同盟會」較相似的「世界維吾爾大會」也許更適合香港人。
除了筆者所列的前車之鑑，有不少人如周竪峰、郭子健、學者徐承恩、楊穎宇博士已詳述「香港議會」正面對的實務層面問題，例如參與度、透明度、公信力危機等，個人認為值得細讀。
在此容我強調一次，筆者同意「主權在民」原則，也同意民主何其重要。然而在革命時期，香港人面對的現實制肘極多，這驅使我們有必要定下各目標的先後次序、緩急輕重。情況好比在麻雀局中，每人的籌碼皆有限，我們必須權衡輕重，想出怎樣打每局才可使每圈最有勝算。
筆者不是袁前輩所說的政治精英，只是一介離經叛道、被懸紅通緝的測量師。以上歷史分析，乃個人思考「革命議會」課題多年後的小結，不為個人得失而寫。
但願各地自發成立的香港公民組織會越趨成熟；而漸具經驗與政治智慧的香港人與公民組織，將有能力如歷史先賢般，組成「同盟會」諸類圓桌同盟，擊潰中共，光復故土。
作者：劉祖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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