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是一個文化多元的國家，但在文化、宗教、性傾向等的共融，也經歷漫長道路，尤其是性向平權，即使在政府部門工作，LGBTQ的人士多年來的處境也不容易。最近一名前外交官與伴侶訪問多名LGBTQ的外交官，講述在澳洲外交貿易部從在衣櫃內走出來的經歷。
澳洲現屆的外交貿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FAT）的部長黃英賢(Penny Wong）是首個出櫃的女國會議員及外交部長，最近一名前外交官Rhonda Piggott與伴侶出版一本新書《起舞吧： 澳洲外交貿易部 LGBTIQ 工作人員的歷史》（ Let’s Dance: A History of LGBTIQ Staff in the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是講述澳洲LGBT的外交官在外交職場遇到的不公平及性傾歧視。黃英賢出席新書發佈會，並表示這本書顯示了對於像DFAT這樣的機構而言，多元性有多麼重要。
澳洲前駐日本大使米勒（Bruce Miller）以「好壞參半」來形容他在澳洲外交貿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FAT）的職業生涯。作為一名男同性戀者，他在80年代加入外交貿易部，並在海外服務了18年。
當年他在坎培拉及東京工作，必須忍耐地聽着同事拿同性戀來開玩笑，甚至他自己亦因為同志的身份，被同事取笑。最惡劣的一次經驗，是一名澳洲前內閣成員到訪日本，這名部長竟然說，「覺得取笑大使館裡的男同性戀特別有意思。」米勒對這件事非常生氣，但當時只當作是工作的一部分。
本書作者是前澳洲外交與貿易部外交官皮戈特（Rhonda Piggott），曾駐巴西、瑞士和比利時等國家大使館，並參與一系列政策和貿易談判。她訪問了超過70多人，包括前任、現任外交官及其他來自LGBTQIA+背景的外交和聯邦事務部工作人員，他們分享了自己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的經歷。
事實上，現今重視文化多元的澳洲，直至上世紀70年代始將男同性戀非刑事化，而當時LGBTQIA+人士在社會仍面對嚴重歧視，在外交部工作的人員自然面對巨大壓力。在50年代，曾有外交部人員因涉同性戀而遭到上司及澳洲聯邦警察調查。
即使70年代社會風氣改變，外交部逐漸接納有同性伴侶的職員，但歧視仍然存在。80年代加入外交部的Piggott表示，作為外交官不但白天上班時是代表澳洲，回到家裹你仍然是澳洲外交官，工作和私生活上有很多交集，同時也面對職場上的歧視，會有同事因為她的性向，而選擇不跟她說話，也影響她的實際工作。
當年她跟她的伴侶Susan Devereux面對另一難題是， LGBTQIA+工作人員都被視為「單身無伴侶」。她的伴侶無法取得「外交護照」，隨她到外國一起工作生活。Devereux需要自己申請旅遊簽證入境Piggott駐守的國家，而每次逗留三至六個月就要離開，再拿旅遊簽證入境，而且支出亦視作私人支出。
直至1994年，，在LGBTQIA+員工的推動下，DFAT經歷了企業談判（enterprise bargaining），該部門隨後開始承認同性伴侶，並為他們簽發外交護照。不過，這不代表歧視和微暴力（microaggression）的消失，駐日大使米勒表示，他的伴侶石澤御夫（Mikio Ishizawa）仍然生活在陰影之下，因為90年代的澳洲及日本，他很多時不被完全接納。
Piggott指出，80及90年代愛滋病盛行的時候，歧視情況尤其嚴重，很多同性戀者當時普遍受到侮辱和誤解，外交官也不例外，而外交部對員工的支持亦是很有限，而且處理方針傾向以不損害部門聲譽為主。Piggott無奈表示，外交部是相對保守的部門，甚他國家都一樣。
新聞來源：ABC 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