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宣布成立「獨立委員會」，由一名法官主持，以審視大埔火災起火及迅速蔓延的原因。
2. 「獨立委員會」表面聽來公正且權威，但基於其法定性質與權力範圍的限制，效用可能大打折扣，甚至未必能發揮預期作用。
3. 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只有正式的「調查委員會」才能享有廣泛的強制性權力，例如傳召任何人出席作證或出示文件、發出逮捕令以強迫不遵從傳票者、對證人進行宗敎式或非宗敎式宣誓後訊問、要求出示物品或文件、進入及視察任何處所、發出手令搜查並檢取證據等。
4. 更重要的是，《調查委員會條例》賦予委員會「法官的權力」，將其調查研訊定位為「司法程序」，並提供絕對的特權保障：委員因真誠作為免於法律責任，證人在委員會席前提供的證據享有絕對特權，免於任何訟案或民事程序的追責。這意味著這樣的委員會不僅能強制蒐集關鍵證據，還能確保參與者無懼報復地提供資訊，從而深入挖掘事故真相，避免官方或相關方阻撓調查。
5. 然而，李家超宣布的「獨立委員會」很可能並非依據《調查委員會條例》設立，而是根據香港法例第1章《釋義及通則條例》第47A條，由行政長官行使「依法設立他認為符合公眾利益的…委員會及團體，並可委任其成員」的權力所成立的行政性委員會。這類委員會雖然可由法官主持，以增添公信力，但其權力遠遠不及法定調查委員會。除了依普通法「控制自己程序」（master of its own house）的基本自主性外，它缺乏傳召、逮捕、搜查等強制工具，也無司法程序的地位和絕對特權保障。
6. 英格蘭及威爾斯上訴法院最近在 Buzzard-Quashie v Chief Constable of Northamptonshire Police [2025] EWCA Civ 1397 一案中強調，若當局未能應法庭命令的要求，盡力蒐集並披露所有其所掌握的影片證據，即足以構成藐視法庭，且此種違反不因主觀信念（如當局自認已盡力遵守）而免責 – 信念僅影響最終罰則，而非違反的事實本身。上訴法院更明確認為，長官須對其下屬的作為與不作為負全責；官方機構整體的怠惰調查，可因此被視為嚴重的「蔑視性藐視（contumelious contempt）」。
7. 正如上訴法院引用更早的 M v Home Office [1994] UKHL 5 [1994] 1 AC 377一案指出，以「藐視法庭」問責的目的，在於「維護法治」，而非懲罰個人；對官員的官方身份作出宣告性裁決，可等同譴責整個部門的失責。
8. 行政長官成立的委員會若僅具行政性質，缺乏司法強制力，則在面對類似「不充分調查」的情況時，無法像真正司法程序之中一般追究責任。委員會頂多對有關持份者發出勸告，卻無力發動藐視法庭程序。這在處理如大埔事故般涉及政府部門、建築業或緊急應變機制的複雜事件時，恐易淪為「形式調查」，無法觸及核心問題，如為何火勢蔓延迅速、是否存在設計缺陷或管理失當等，進而削弱公眾對調查結果的信任。這不僅可能讓真正肇因（如制度漏洞或隱瞞）逃脫審視，還會讓公眾質疑整個機制是否只是政治安撫，而非徹底求真。
9. 由法官主持行政調查委員會，固然能大幅增加專業性和中立性，但若委員會未獲《調查委員會條例》的法定後盾，其調查恐淪為自願性諮詢。為確保效用，政府可考慮升級為正式法定調查委員會，以免調查僅止於象徵意義，無法撫平大埔事故受害者與社會的疑慮。
作者：法學腸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