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政治哲學並非我的專業範疇，也不太清楚廿一世紀的今天，還有沒有什麼人能堪稱「大哲」；但可以肯定，哈伯馬斯是廿世紀後期碩果僅存的大哲，並且剛以96歲的高齡與世長辭。
哈伯馬斯帶來的久遠回憶
我並沒有專門閱讀哈伯馬斯，也不打算有系統地介紹他，只能偶拾一些久遠的細碎回憶。回想仍處於上一個冷戰時代的大學校園，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壁疊分明，激進學生運動的痕跡仍隨處可見。但亦總有一些喜歡書本多於政治的同學，嘗試在相對較新的西方左翼思潮中，尋找簡單對立以外的批判性觀點——哈伯馬斯隸屬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ort School），便是常常聽見的名字。
法蘭克福學派的歷史，自可上溯至一戰和十月革命之後、在西歐冒起的新馬克思主義。早前我曾提及布洛維文章介紹過的葛蘭西，即為箇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提及過他至今仍常被引用的名言：「舊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正挣扎著誕生：在此期間怪物横行」——想當程度上反映了那一代人心中最大的問號：不再是階級矛盾和鬥爭如何可能，而是階級矛盾和鬥爭為何早已變得不可能？
至於法蘭克福學派，自是源於從威瑪到納粹時期、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那些主要代表人物所經歷的，則是資本主義以至整個西方現代文明，如何集體墮落至向極權體制臣服；德國人民不但無法維持獨立和理性思考，更加甘願齊齊淪為大獨裁者的工具——代表人物之一的弗洛姆，流亡美國時撰寫的代表作《逃避自由》（1941），單看書名，已能體會啟蒙精神全面扭曲的荒誕。
法蘭克福學派，則正好代表了極權下的離散群體，如何以抽離和冷竣的離岸眼光，審視那個大時代的沉淪與癲狂——套用在百年後的今日，何嘗不是無縫銜接？這難道不是很悲哀嗎？！
鄂蘭、哈伯馬斯與公共論述
哈伯馬斯屬於二戰後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其觀點亦從前輩的極度悲觀和絕望，微妙地變成審慎樂觀和嘗試擁抱希望，力圖在廢墟中重新樹立公民的尊嚴和價值。
我以往在香港理工大學授課時，有幸得到已故師長葉富強的支持，能夠隨心所欲地講授所思所想，毋須在言論上作出任何自我審查。在教授《公民社會》課程時，便曾大量引用羅爾斯、鄂蘭和福柯等主流課本以外的材料，也會略為旁及哈伯馬斯——通過對他們各人學說的對比，勾勒當代公共論述和政治行動的理想和現實。
我清楚記得在講授鄂蘭時，會引用一篇Ferree等人的文章：〈Four model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democracies〉（2002），應該也有不少人讀過。文章系統地比較了四種公共論述（或亦可稱為公共哲學）的理論異同，讀者大可參考原文附表的撮要，在此我則進一步扼要繕述：
一、代議式民主：建基於自啟蒙運動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強調政治和專業精英的角色，一般公民則較被動和間接參與。它和英美經驗主義哲學傳統關係密切，更強調對政治權威的監督和制衡，以及對公民消極自由的捍衛。
二、參與式民主：更為重視一般公民的積極主動發聲，以及持續和直接的政治行動，同時亦更強調體制外的多元參與。它和歐陸哲學傳統如鄂蘭的關係較大，更強調政治世界的共同建構，對積極自由給予更大的重視。
三、論說性民主：就更重視公民文化、語言和溝通等領域，強調體制內外的商議、對話和共識建立的機制。哈伯馬斯早年提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成為論說性民主的主要理論基礎，和參與式民主大有針鋒相對的意味。
四、建構性民主：則更強調對弱勢和邊緣群體的賦權，和對其言說和行動上的「認可」（recognition）。它和福柯等的後現代主義思潮、以至性別研究的關係較大，較傾向否定理性溝通和共識建立的可能性。
Ferree et al (2002)
顯然易見，代議式民主屬於主流的公共論述，較貼近現實中的現代西方政治體制，並涵蓋了人盡皆知的各種長處和弱點；位處另一極端的建構性民主則最具顛覆性，致力於現實政治的批判多於尋找出路，甚或對現代文明作出全盤否定。相比之下，參與式和論說式民主均可說更具理想主義色彩，探尋民主體制的進一步改進和完善，致力重新樹立啟蒙精神的基礎。
而鄂蘭提出「公共場域」（public realm）的概念，更和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構成微妙的對比。儘管兩者常常被混淆和互換，但前者顯然指向更具體的物理空間、實質的政治行動，突顯人際之間面對面的互動關係；後者則更集中在符號和象徵層面，強調資訊和思想上的交流，故傳播媒介往往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公共領域的再次結構轉型
在資訊和智能科技迅極速發展之際，上述理論的細微差異難免顯得尤為關鍵。愈來愈多的公共論述在網絡上進行，遂構成了廿一世紀「虛擬公共領域」的發展；在晚近人工智能鋪天蓋地的影響下，資訊交流更愈益脫離人的參與——設想在新興的Moltbook上，成千上萬的AI代理在自主對話，人類完全沒有介入的份兒，這又算是那門子的公共領域？！
追本溯源，哈伯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62）的早期經典著作中，所強調的實非公共領域作為理想政治範式，反而是它在「結構轉型」下的扭曲和質變；其初衷不在期許理想的公共領域形態，而在於哀悼優質的公共領域早已成為歷史陳跡——十八、十九世紀西歐城市冒現的咖啡館、沙龍和小報等，為知識界提供了思想碰撞和意念創新的平台，對孕育公共論述至關重要；但隨著廿世紀國家和大集團的介入，電台、電影等大眾媒體的普及，傳播工具的丕變卻令公共領域面目全非。
事實上，在較早前《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之中，鄂蘭亦強調廿世紀冒現「群眾社會」（mass society），人際關係變得疏離和原子化，人民更易受到情緒化資訊的影響，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妨礙了共同政治世界的建立，構成了納粹和法西斯主義等興起的溫床。
自網絡2.0和社交媒體的興起，又再徹底改寫了公共論述的形態。網絡上的眾聲喧嘩、同溫層效應、虛假新聞、深度偽裝等等，正把全世界推向所謂的「後真相」年代。AI代理的全面介入，大概就更令公共領域變成一個個「多重宇宙」，讓人們彷彿活在完全分隔的不同世界之中——問題是，到底是真相早已不復存在，抑或人們再也沒有接觸真相的傳播工具？！
顯而易見，公共領域在廿一世紀經歷再一次的結構轉型，成為民粹主義和群眾社會新的溫床，大大妨礙了理性交流和對話，甚至構成了新的威權以至極權主義的基礎。凡此種種，何嘗不正好反映哈伯馬斯60多年前的洞察，此刻正以驚人相似的方式再度悉數呈現？
人工智能與哈伯馬斯機器
執筆之際，剛好看見李立峯在《明報》的〈AI可以促進公共討論？ 談「哈伯馬斯機器」〉，在時機上實在再也合適不過。文章焦點並不放在哈伯馬斯本人，而在於Google DeepMind的程式設計師和英國劍橋大學學者，共同開發「哈伯馬斯機器」（Habermas Machine）的程式。2024年10月，團隊在《科學》期刊發表文章解釋其運作方式和實驗結果。
何謂「哈伯馬斯機器」？研究團隊會先邀請實驗的參與者，就特定社會事務表達個人意見。然後運用大語言模型整理出一個綜合觀點，反映參與者個人意見背後的共同基礎（common ground），然後再周而復始地讓參與者作出反饋。實驗結果顯示，由AI整理出來的綜合觀點，取得參與者更大比例的認同。
正如李立峯在文章中指出，「哈伯馬斯機器」只是以既有的個人意見作為基礎，來尋找共通點，參加者並沒有跟他人就問題開展交流，其實並不真的算是「促進公共討論」——它更多只是在處理論述過程中的一些技術問題。它更適用於配合和補足現存的討論機制，例如美國政治學者James Fishkin倡議的「審議式民調」等。在這些例子中，參與者仍會參與分組仔細討論。
歸根結底，「哈伯馬斯機器」只是一個技術中介，它並不能取代真正的公共討論。機器無疑能夠通過技術革新和不斷的實驗，得以循序漸進地改良，重啟我們對未來公共領域的想像。但真正的問題反而在於：到底由誰來定義什麼是需要處理的問題？它能否達到原初理念上想做到的事情或效果？
事實上，正如前文哈伯馬斯所強調的，不同類型傳播工具的運用，很大程度上已決定了公共領域的結構。資訊和智能科技既帶來嚴峻的挑戰，卻亦為我們帶來了創新求變的機遇。這顯然並非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宏觀社會的政治抉擇。起碼直到當下的一刻，未來希望的大門仍然並未關上，歷史仍充滿著各種多變性和可變性。
制度革新與人類的可能
無獨有偶，我即將出版的新書《Demotopia: an exploration of democrac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26），正是嘗試集中探討人工智能和民主的關係——人工智能能否促進公共論述以至民主發展？民主又能否有效監督和管治人工智能的發展？我將新書定位為一本「政治科學幻想小說」，正是期望基於嚴謹的政治科學基礎，再加上改進和完善未來民主體制的想像，通過科幻方式繕述我的沙盤推演。
就以前述的「哈伯馬斯機器」為例，我能夠想像它不應只是一台機器——就好比單一統治者的獨裁政體；它更應該是由數以百計的AI代理組成——就好比擁用數百名國會議員的「AI議會」，代理們分別代表不同持分者群體，或屬多數、或屬少數的多元意見。就好像在Moltbook上一樣，不同意見皆可公開和開放呈現；但至為關鍵的分別在於：公民仍可通過如Fishkin等提出的各類民意機制，動態和持續地向AI議會表達意見。
當然，具體的制度設計和技術革新，自然存在無限的想像空間。然而萬變不離其中的卻是：人與科技能否有效做到「同步配合」（alignment）——科技既不會脫離和凌駕人的意願，同時又能適當地填補人的既有局限。羅馬自然不是一天就能建成，不同範式的「哈伯馬斯機器」大概亦會百花齊放，通過不斷的實驗、犯錯和修正，逐步摸索出其在公共論述上的潛力。我會由衷地期許，這將帶來公共領域再多一次的結構轉型——而且是邁向更優質和完善的方向。
書中探討的另一個主要課題，是公共論述所建基的資訊和知識基礎。前述李立峯提到的「審議式民調」，仍有賴統籌者提供相關的重要資訊和專家意見；假如公民仍身處虛假新聞、深度偽裝等包圍的「後真相」世界，則理性思考和交流根本亦無從談起。我個人會較傾向相信，AI技術必須成功擺脫政客和權貴的利益綑綁，並且有效地向普羅公民問責。只有藉虛假新聞混水摸魚、擄取政治本錢的誘因得以杜絕，資訊和知識基礎方能真正徹底鞏固。
「哈伯馬斯機器」毋須擁有超凡脫俗的技術優勢，但必須先具備完善的管治和監督架構。是制度、不是科技，才是至為重要的關鍵問題。
如前所述，當下虛擬公共領域的嚴重扭曲，已大大危及既有代議式民主的生存；「哈伯馬斯機器」作為具潛力的替代，促進參與式或論說式民主的進一步發展，已不再是天方夜譚的科幻想像，而是愈益顯得迫在眉睫的重大課題。
但願哈伯馬斯在天之靈，能保守人類平穩過渡當下的民主危機，同時亦能化解人工智能的危機。
作者：鄒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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