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當日，《路透社》攝影師蕭文超（Tyrone Siu）拍攝到接送孫女放學回家的 71 歲黃先生，回家時寓所陷入火海，崩潰地哭訴太太仍在大廈內。影像即日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大火最具代表性的控訴 － 由黃先生的肢體語言，無法言喻的情緒，令讀者關注事件，以揭示整場大火涉及的政府監管結構性失誤，迫使社會問責。
網絡上曾出現批評及攻擊，認為攝影記者冷漠不仁、嗜血，沒有尊重黃先生的感受，將他當下最的脆弱、傷痛、痛苦凝結在數格畫面，消費災民的苦難，「鏡頭霸凌」。
《路透社》及《德國之聲》在周三（3日）刊出後續訪問，黃先生的兒子 J Wong 遍尋《路透社》攝影師，即便媽媽依然下落不明，爸爸情緒仍然不穩，他希望影像被看見，以警醒公眾災難背後的控訴及不公義。
J Wong 的父親退休前任建築維修工程科文（Foreman），早就察覺維修工程充斥危機，更自行將窗外發泡膠板換成阻燃膠板，卻無力挽狂瀾。
影像是家屬奪回話語權的方式
網絡上有聲音甚至質疑，相片是 AI 生成，編輯作為新聞攝影師，深明 AI 普及後令到讀者難以分辨真實與虛擬的界線，當代攝影比賽甚至有 AI 照片獲得大獎。
我們相信紀實攝影的力量，在於攝影師及記者身在災難環境之中，從身體去感受跟災民面對的痛苦，利用鏡頭去捕捉情緒，將當中的情感及真實以影像記錄，作為歷史的初稿，為無聲者作紀錄，留下真相。
記者的專業守則中，從來是先做一個人。同理心以外，近年的創傷知情報道方式（Trauma Informed/awared Journalism）強調，報道者在報道極具創傷的災難、戰爭、性侵等新聞時，記者肩負著將故事說好的重大責任。他們的報導能夠反映、強化、減緩（或加劇）傷亡帶來的悲苦。J 正正指出，公開講述自己家庭的經歷正是一種療傷。
美國達特新聞與創傷中心（Dart Centre for Journalism & Trauma）的《創傷與新聞：給記者、編輯與管理者的指南》強調，「在生活陷入一團混亂後，受害者、生還者、家人和朋友通常掙扎著試圖取回控制權。」記者必然在訪問前後關顧被拍攝者情況，盡量平實報道，讓其自己說出感受，設定好界線再作跟進，希望報道有長期的效果。
《路透社》及《德國之聲》正正是最佳的示範。
記者從無消費被攝者，亦盡量放下自身情緒，為著公共利益以影像及報道，揭示失誤致使人禍，讓受害者被看見，奪回他們話語權及能動性（agency）。
黃先生對於承建商的刻意隱瞞、自己具專業知識卻無力改變、悲憤地眼看自己家園焚毀，經由相片及報道重新發佈，他終可發出控訴，不再是無從發聲的被壓迫者。
我們理解對於新聞中受害者必然有所同理心，保護受訪者免受傷害。《棱角》最近的調查報道中，考慮到身在香港的部分專業人士及訊息來源會有危險，均會匿名式化名處理。
但有時讀者不會相信，原來被訪者都能夠有自己的決定，並非被記者帶著步伐，已經想好所有可能發生的後果 － 就如最近派發傳單就大火要求獨立調查等訴求的中大學生關靖豐（Miles Kwan）。
紀實攝影非霸凌 亦屬苦難之構成
傳媒肩負公眾能享知情權的重任，我們更重要是將這種對受難者的同理心，推進去為著社會利益及公義等作出報道，令讀者可以從中轉化成行動。
我們認為所謂「鏡頭霸凌」，用攝影評論者 Susan Sontag 解釋是「旁觀他人之痛苦 Regarding the pain of the others」，學者 Sartre 認為是對「他者的凝視 gaze of the others」，認為用攝影消費苦難。
而補足整個脈絡後，這種凝視的權力關係就不再成立，實際是被攝者非常希望透過相片的關注尋回公義。攝影才是苦難的構成部分，記者並非第三者，而是協助被訪者、被攝者尋回自己能動性，向長期被忽視的風險作出控訴。
新聞被批判非新事 必須立場透明
近年虛假訊息（Misinformation）盛行、AI 變成事實查證（Fact Checking）工具，讀者更會對媒體及記者有一種態度：即使如世界三大通訊社《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報道公允，都會視之有立場，或不符自己立場就批判之。
這種情況實非新事，早於 1985 年已有研究此敵意媒體現象（Hostile Media Phenomenon. Vallone, Ross, & Lepper, 1985)，即衝突中立場相對的支持者，會將同一篇新聞視為「偏向對方、對自己不利」。
人們本身難以擺脫偏見，又總覺得對方偏頗，甚至是一種背叛他們想像中的媒體應有立場。在後真相年代，《棱角》從沒有隱藏我們會報道社會運動，我們支持自由、人權、知情權等基本價值，更重要是專業地進行報道，做好調查。
願逝者安息，生者平安。
－ 《棱角》總編輯在此再次感謝 Dr. Anthony Feinstein 一直支援治療記者的創傷後症候群（PTSD）
棱角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