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年輕香港學人分別在《外交家》（The Diplomat）、美國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China Brief》及《日經亞洲 Nikkei Asia》撰文，分析香港大埔宏福苑的世紀大火揭露香港管治系統的結構性問題，認為香港出現制度崩潰，既無民主問責，亦無法仿效中國大陸威權的績效管治，反而嘗試硬生套用「綜合安全觀」，凡事皆國安，刻意欲令公眾忘記真正責任何在，證明中國的政治體系不容許任何大規模死亡事件打斷經過編排的「受控常態」（managed normality）。
前中大學生會會長，現專門研究中國海洋策略獨立研究員區倬僖（Owen Au）在《外交家》（The Diplomat）網站撰文，指出大災揭示並非香港越趨大陸化，而是比中國大陸更差劣，既往問責機制及民主制度被削弱後，卻沒有仿效中國大陸威權方法，引入績效管治，出現結構性問題。
｜香港缺乏官員懲責系統 比中國更差
文中提到 2010 年上海膠州路大火及 2021 年河南水災，兩者均由國務院調查，報告出台後官員被追究刑事責任及黨紀處分，當時上海市長需就事件道歉，容許一定程度哀悼活動，河南則有 89 名官員被問責查辦。
但周五（12日）正式成立，由選管會主席的陸啟康法官出任的「大埔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主席，但會就特定議題向特首建議按法例賦權成為「法定調查委員會」，現時沒有法定調查權力，特首李家超亦迴避誰人需要問責。相對於中國，中央可以懲罰地方官員，亦有大批官員替換，如果有香港高層官員「落馬」，等同是北京委任時出錯，令中央無法承受。
「這種結構令香港陷入兩種治理模式的夾縫中，既削弱曾經支撐其行政合法性的制度，卻又無法採納令中國威權主義得以維繫的績效問責體系。在此脈絡下，政治鎮壓成為為數不多，可用於控制不滿情緒的有效手段。」
｜中國「綜合安全觀」取代香港自主及問責 無處不國安
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研究員黎恩灝（Eric Y. H. Lai）在美國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China Brief》則分析，當局以「安全」之名處理應對大埔火災，部署國家安全措施，採取審查和恐嚇手段阻止民間悼念及追究責任，又利用與官方結盟的「關愛隊」民間組織去壓制基層的行動。
黎恩灝認為這些信息控制和國家安全框架的出現，均在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介入指揮後加劇，凸顯香港管治與內地管治之間日益增強的協同效應，一切均歸入中國的「綜合安全觀」內。
夏寶龍介入後，連網上評論的新聞系學生 Ellen Yuen 及鄭曦琳（Hailey Cheng）被噤聲，駐港國安公署提到「反中亂港分子以災生亂」，並傳召外國媒體到公署「訓話」 － 據《棱角》了解，僅為召喚編輯到公署，要求他們向著攝錄機，並由人員讀出 1.5 頁 A4 紙的聲明了事 － 均證明政府依靠鎮壓去封殺所有異議及質疑。「關愛隊」取代義工行動，亦是政府打算整體處理問題的方法，不予節外生枝可能，懼怕再現群眾運動。
他點出中國媒體迅速推動「火勢迅速蔓延因易燃竹棚」論述，官媒要下架文章，以至政府要即時拘捕提出「四大訴求」向政府問責的網上請願發起人、中大學生關靖豐，以及涉嫌散播與火災相關「煽動」材料的時事評論會王岸然等，是為保持敘事一致，以免輿論倒向要政府透明問責。
「香港程序自主和公眾問責的模式已然褪色：賑災工作現被國家壟斷，信息流動受到限制，甚至倡議進行合法的調查也可能構成國家安全犯罪。地區鄰里行政如今已被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綜合安全觀』的更廣泛體系之中，預示著預防性壓制和監控將繼續塑造這座城市的政治環境。」
｜施行認知戰要人忘記責任何在
而東京大學先端科技研究中心客席研究員唐若凌（Athena Tong）則在《日經亞洲》再次提到 2010 年上海膠州路大火，指出香港似乎正走向中國套路：官方定性大火為「意外」而非政制問題後，公眾批評有否「圍標」或貪污問題迅即被壓制，要求調查的維權律師及公民面臨壓力。
她認為黎注意到的「火勢迅速蔓延因易燃竹棚」論述其實是一種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其目的在於引導公眾走向遺忘——要麼是當新聞周期轉移後，完全忘記大埔火災；要麼是忘記真正的責任方，將這場災難視為接近天災而非人為的工程失誤。只要通過將焦點集中於這種百年建築材料，就可模糊實質上是一系列關於招標、物料、巡查及執法的「人為決策鏈」。
而由於立法會內民主派陣營被瓦解、本地獨立媒體關閉或被閹割之後，公民社會中監察及制衡社會問題的結構消失，被更狹隘的生態系統所取代，令到官方信息傳播受到的阻力更少，更易鞏固記憶。政府及中國的態度均將這場數十年來最致命的火災視為地方上的「意外」，而非管治上的失誤，繼續要求立法會選舉進行，證明中國的政治體系不容許大規模死亡事件可以打斷經過編排的「受控常態」（managed normality）。
「在這些條件下，有意義的問責幾乎不可能從現屆政府內部產生。它必須來自外部 … 這些努力至少可以保存真實記錄，並約束最明目張膽的逍遙法外行為（impunity）。 」
「我們可以拒絕配合這個體系劇本的最後一步：要求我們向前看、要求我們遺忘、要求我們接受一場人為災難，被記作一場無人有能力阻止的不幸意外。」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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