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初 ，達明一派的黃耀明由台北至高雄一連共開三場「邊走邊唱」演唱會，反應非常熱烈，讓暌違了達明一派臨台演出近一年的聽眾過足了癮。
演唱會雖以黃耀明本人之名義舉行，其歌曲的 Run Down 中亦主要以其個人作品等加上其它歌手的 cover 為主調。這份歌單即便是不太常聽粵語歌的台灣聽眾而言，應還是很易消化的；從黃耀明著名的作品《萬褔瑪利亞》、《春光乍洩》、《親愛的瑪嘉烈》、到 cover 別人的作品如 David Bowie 《Where are we now 》乃至陳珊妮、紀露霞的歌曲，一路唱來，仍是那位唱腔溫軟、歌聲彷彿可撫平傷痕的黃耀明；但同時，這場演唱會實際也不是黃耀明的，因為在很多人的眼中，黃耀明的本體其實就是達明，而達明一派的大量歌曲往往都明現或拆射出道道的城市縮影或縫隙， 「達明」、「香港」、「黃耀明」一直是一個三角的複合體，城市各樣的風波和技節，造就了達明歌曲中的重要題材，而達明一派歌曲中所盛載的意涵，亦在一定程度上勾劃了香港的城市脈絡 ，成為時代更迭的注腳。
所以，當在演唱會的後半段，黃耀明唱出摯友們的作品–因公開支持反送中及一系列民主運動而被封殺的的詞人林夕填詞的《自由之夏》及歌手何韻詩的《是有種人》時，我們不是應該相信這是黃耀明向在自由世界的另一方，一次莊敬的政治宣告；而不是僅是一場娛賓饗眾的商業盛宴呢？ 所以我說，這次「邊走邊唱」的不只是黃耀明，更加是「達明」，更加是整個香港。
縱觀達明一派自 1986 年出道以來，其作品一直都不是香港流行曲的主流情愛路線。其非主流的特 點，不僅見於御用詞人周耀輝為其綴上的歌詞，往往有著如矇矓詩一般迷矇優美的文學效果；更見其歌曲作為一種複雜的商業構作上，在既要面向主流的市場的前提下，同時展示城市的多向維度，以及在高速都市化下對個體抒發最大的人文關懷。要說愛欲，如果情和愛在那在父權的年代 都是有底線及受限制的，「世俗目光都荒謬」的，那麼，就向所有被禁忌的愛戀高呼「別怕！愛 本是無罪」《禁色》；如果一個城市的未來都因將來未知的恐懼而風流雲散，身邊的偉業、瑪莉都各奔前程、寄身他方，那麼達明會對留下來的愁人安慰一句「只要願幻想彼此 仍在面前」；對著中環夏慤道簇擁著上班的白領一族，達明會在《天花亂墜》上以綿密碎念的唱腔，向他們提醒 「你股票價格怎麼 你工作報告幾多」的流水帳生活；還有在《迷惘夜車》中，隨著黃耀明急唱出 「劃過於千重霓虹，夜幕在默然流動」，腦海隨即浮現出數個八十年代的嘻皮，拋卻日間城市的 繁囂，在霓虹滿佈的夜街中踩著滑板穿行而過……
如此觀之，達明的一路走來，從來就是在商業和非主流之間擺渡的。說愛，說恨，說快樂，說幽 傷，說彷徨，都具有某一種主體性在其中，都透現出城市中某一片被遮蔽的角落，作品的意涵必須要是達明自己欲道出的，而卻不必是主流大眾全都吹捧的。亦無怪當年黃耀明創作《春光乍洩 》時，竟「破天荒」地要求詞人林夕修改歌詞，理由是其歌詞與自己對戀愛的看法不貼合。由此 可見，無論是達明或是黃耀明，其創作的風格可以簡稱之為一種「不從俗」。
達明的歌曲既環繞城市的氣象百態，「政經社」三環中經濟、社會都融煉入作品當中去了，那就 似乎更不能避開更首當其衝的「政治」一環。事實上，即便是在 80、90 年代創作風氣較自由的時期，「指名道姓」的政治音樂作品卻是對大眾和唱片業資方兩邊不討好的，對大眾而言，他們對 主流音樂的需求是基於它是生活的調劑品，或者是一種麻醉劑，沒有人想在茶餘飯後還聽到林林 種種的「刀槍火炮」、「兵馬粉亂」，那本應是留給「報紙佬」寫的。對出品音樂的資方而言， 當時唱片發行的一大部分都靠「賣埠」為主，而在當時《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的回歸成 為既定現實，老闆們也絕不想旗下的歌手樂人觸及任何「隱形的紅線」，要知即便「大牌」如「 梅姐」梅豔芳，高唱過一由《血染的風采》後，還是要被徹底封殺，永不超生的。即便如《皇后大道東》般諧諷味較重的歌曲，一邊追懷「知己一聲拜拜 遠去這都市」，也還是要補上一句「要 靠偉大同志 搞搞新意思」的。
以上概述了達明出道時樂壇的主流生態，以及其如何一唱反調，在情愛主題之外引入獨特的城市 視覺，下一篇文章就說一下，既然「政治歌」對聽眾、對資方也兩邊不討好，那麼達明的部份作 品是如何走向嚴肅的政治化？80 年代末的國內政治事件，與香港身份認同危機，如何影響達明的 創作思維？達明又如何從政治、藝術兩方中拿捏平衡，不致令作品成為為政治服務的酬庸？
作者：Gary.H
從事粵語流行文化研究及兼職填詞人，現居英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