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踏入六周年，港人帶著社會運動的記憶散落各地。
有組織另尋嘗試，以口述歷史方式，紀錄曾於香港的不同時間點中親身參與社會運動、營運公民團體，以及經歷離散的故事，年齡層跨越數代。
香港公共記憶正被抹去、扭曲、噤聲，記錄那些親歷過多場重要香港社會運動的聲音，以補足及對抗官方記錄及敘事，或然就是抗爭一環。
《半世紀的抗爭：香港2019年社運口述史》其中一位編委《棱角》說笑道，「能夠有效凝聚香港人，看來只有食野同打牌」。
他／她們依舊迎難而上，嘗試一個與港人共同進行去中心化的「社會實驗」，盼離散港人社群自發記錄自己歷史。
「但開風氣不為師」，當回憶也有罪，記住個人的小歷史，也是共同尋找出路的方法，不限於集會現場放煙花。
口述歷史結集社運之聲
「香港社運口述歷史計劃」訪問 19 位曾參與香港社運的離散港人，萃取 11 段口述歷史匯集成《半世紀的抗爭：香港2019年社運口述史》，另設 Medium 網站上傳所有訪問。
該書分為三個部分：社運參與、本地組織、海外戰線。受訪者包括參與2019年抗爭運動的少年和前線急救員、盲人律師 Joy、前學生記者、「銀髮族老而不廢」發起人楊寶熙、前區議員任啟邦和李鳳琼、前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堯等。
編委之一的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研究員黎恩灝，特別提到口述歷史也是過去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出版口述歷史書籍屬一場去中心化的「社會實驗」。
他引用倫敦大學學院口述歷史學者兼副教授Andrew Flinn 對檔案行動主義（Archival Activism）的看法，認為保存個人記憶為先，連結大環境的變化，本身就是一種反抗霸權的公共歷史建構行動。
「利用口述歷史記載社會運動不是新事，西藏人做了很多，2011 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 Black Lives Matter 也有很多社區間的紀錄。」
「口述歷史不應該是屬於學者，而更多是那些尋求公義，被忽視的群體自己去做。」
反送中運動後期出版的《消失了的連儂牆》一書正是這種方法的體現，「當《國安法》在香港生效，書本無法再版時，出版團隊選擇去日本以日語重新發行書籍。」「最重要是，跟社區有所連結。」
離散港人社群或然感到無力，由散離港人訪問曾參與社運的海外港人，也或然是行動的先聲：先構建海外港人社群，再由當地社群自行主導之後工作。
計劃也非單純的學術研究，而是由社群與學者一起生產知識。
「香港社運口述歷史計劃」去年曾舉行工作坊，由學者及社區記錄者等，培訓新進的紀錄者。
紀錄者在工作坊中提出擬受訪者，再選定方向，以各種媒介進行口述歷史記錄：多倫多的團隊選擇以錄像配合訪問，溫哥華及英國則以文字主導。
「這是一個民主過程的種子 ，但開風氣不為先。」讓社群自己決定甚麼人訪問甚麼人，也是公民充權，社群間互相理解的方法。
及時保留歷史 口述歷史填補空白
編委之一、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的崔永健特別重視歷史材料的是否真確。
「作為歷史學者，研究當代歷史時，口述歷史屬必須。」他道，記憶會隨年月消逝，或然被扭曲，在關鍵事件後盡快進行記錄，可以保障人的記憶不會混淆。
他以學術方法解釋，個人之於歷史為何重要。「歷史是由大眾創造的，每個參與者（actors）以行動（actions）構建歷史（history）。」而新加坡作為新興國家，其建國歷史觀中，口述及個人歷史亦佔有重要部分。
口述歷史確保這些構築歷史的個人的理念，以及情緒，可以確切地記錄下來。沒錯，記錄者不需要作批判及判斷，除非是受訪者的記憶跟事實明顯不乎 － 也不一定要Fact-check（事實查證），畢竟，那些「錯誤」也會是其參與社運的決定因素之一。
崔認為，訪問員事先也要先做好全面深入研究及調查，清楚知晰受訪者背景，「明知有錯要嘗試 correct（更正），堅持就由佢講，當係佢嘅 voice or version of history（聲音或歷史版本），留待編輯 － 即喺我哋 － 去處理。」
「宏觀層面的論述，如經濟不景、缺乏民主、社會不公等，往往無法全面解釋運動如何爆發或轉化，而口述歷史填補了這一空白。」
細語因應安全留待日後解封
19 篇文章中，能夠見到一種離散社群的視覺，受訪者跟訪問者亦會有自己對社運的觀點及主體性。
連結歷史的點、線、面之間，口述歷史或會找到每個人共同的經歷，讓閱讀者重新連結，互相分享，增進社群間的共有經歷。
例如身在溫哥華的鄒崇銘研究原住民口述歷史，前區議員李鳳琼變身蘇格蘭社區議會議員及義務秘書，繼續在當地持續為在地社群工作，亦關顧如何令香港人跟當地人連結。
出身基層的前記者 M、前線急救員 Sam、流亡的學生記者 Gary，原本也就為自己個人體會的不公，身在時代的流轉中，走到社運之中，或然記錄運動，或然參與。
再如C、 P 及 Ian，在英國重新反思自己位置，尋找香港人的出路。
但亦需要在保存歷史，與保障受訪者之間取得平衡。
「香港社運口述歷史計劃」的部分記錄如逐字稿和錄音檔，選定在一個較後的日子才會全部公開，以免影響到受訪者被政權追究。
「點樣平衡安全，同埋如果佢唔驚，過於真誠分享，點樣面世都係大問題。有人會有 risk assessment（風險評估），當紅線都唔清晰時，就要睇每個人的個別情況。」
「要點處理公開與否，有好多實際考量，最重要喺平衡知情欲，與及保障安全。」
崔強調在威權社會中，口述歷史有時是唯一能保存參與者聲音的方式：受訪者可以真誠地在安全、可以信任、自由分享，甚至是熟悉溫暖的環境中進行訪談。
「而警方口供、法庭作供，以至政府宣傳，或然是在恐懼、被迫及威脅中錄取，說法被官方扭曲，對認知社運歷史時或具誤導性，影響記錄真確性，適得其反。」
以紀錄片互相撫慰療傷
現居多倫多的地緣政治及香港研究學者蔡俊威，之前曾因公開發言被建制派狙擊。
多倫多的團隊選擇紀錄片方式輔助，更全面呈現口述歷史不單是歷史的記錄，更是情感傳遞，「有如輔導療傷」。
流亡海外的學生記者笑著重拾鏡頭，家長會以聖誕聯歡會迎接新到的港人，多麼多麼的高興，多麼多麼的溫暖。
「在故事中重新看見彼此，也重新看見自己。」
蔡提到，要選擇誰人被拍本身已是難題，也難以平衡真確，以至客觀記錄。團隊只好盡量理解離散者的難處，記下他們在外生活的苦與樂，「不是一個宣傳，只想單純促進對話，更多似傾偈，由被訪者講出他們心聲。」
甚至有人毫不諱言，的確對參與社運稍有後悔，「但我們不需要加諸任何想法，只需要記錄。」
「當回憶本身在香港已屬非常危險的事情，我們盡量取回我們的聲音，一同發聲，記錄歷史，已經是一種抗爭。」
也如中文大學學生會首位女性學生會長楊寶熙分享，「見證經歷過既事，呢個就係香港歷史… 每人做平台串連起，有事情發生就一呼百應。」
鼓勵每人互相信任，團結互助，到自發重奪能動性（agency），正是團隊希冀的「去中心化」參與，也如 2019 年運動的核心：沒有大台，沒有個人面貌，更多是無權力者的自發行動，凝聚成一個大型社會運動。
在篤燒賣以外，仍有各種可能。
棱角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