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後，香港迎來第二次移民潮。自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後，加拿大和英國於2021年分別推出「救生艇計劃」和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5＋1」移民簽證，短短三年已吸引超過20萬港人申請簽證。根據加拿大移民部（IRCC）最新數據，截至2024年4月底共有7,321人透過救生艇移民途徑獲批簽證，2023有5,030人獲批，2022年有1,046人獲批，2021年該計畫首次啟動時則有668人獲批。
英國內政部今年2月亦公布最新的BNO「5＋1」簽證數字，去年全年共批出37,603宗申請，其中28,303宗申請是在英國境外獲批，其餘約9,300宗獲批申請者是已身在英國。BNO「5＋1」計劃於2021年推出，首年即吸引大批港人移英，有多達96,418宗申請獲批，之後隨着申請人數有所放緩，2022年獲批簽證回落至57,137宗，至今三年合共批出191,158宗簽證。
回歸20多年，為何熱愛這片土地的香港人紛紛離開？2019年6月，政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發「反送中」示威浪潮，過萬名示威者被捕，官方將其定性為「顏色革命」並鐵腕鎮壓。有別於過往的民主運動，《逃犯條例》牽連甚廣，威脅香港司法獨立，就連商界亦首當其衝受到影響，一向被視為親建制的商人，今次也選擇站在示威者的一方，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政治啟蒙運動。誰也沒想過，由「港豬」成為抗爭者的代價，竟然是生意「一鋪清袋」，在政權的壓迫下，他們迫不得已離開香港，有人選擇另起爐灶，在外國重新創業，亦有人選擇找一份安穩的工作，但不變的是，這群對香港失望透徹的「倖存者」，仍堅持在異地繼續發聲。
Chickeeduck老闆周小龍：香港所有生意已經無得做
有「逆權商人」之稱的香港童裝連鎖店Chickeeduck老闆周小龍，因為表態支持「反送中」運動，生意幾乎一鋪清袋，2023年Chickeeduck最後一間門店在香港結業後，他便隻身來到英國，「起初沒有想過留低，但為了令家人安心，決定在境內申請BNO簽證。」周小龍表示，相當慶幸在「反送中」期間，家人沒有施加任何壓力，「過去四年，岳父岳母沒有說過我一句，但現今的政治形勢令他們感到不安。」他又指，太太曾稱讚Monica（戴耀廷太太）很堅強，但她表示自己並非Monica，出於對家人的尊重，他決定移居英國，並在當地創立家居工程公司Handeeduck，創業是看見當地有家居工程的商機，同時希望為移英港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反送中」期間，周小龍以敢言見稱，不但參與「反送中」遊行，更接受《蘋果日報》的訪問，此舉竟引來中國公安的關注，「我在長沙有一個溜冰場，接受《蘋果》訪問後，竟然有中國公安到我長沙的溜冰場，要求跟我面談，我以Chickeeduck老闆身份受訪，跟長沙公安有甚麼關係？」周小龍坦言感到氣憤，更堅決地反對《逃犯條例》，此後，他便高調表態支持示威者，更在荃灣愉景新城的Chickeeduck店內，放置兩米高、手持「光復香港」旗幟的港版「民主女神像」，並在店內設連儂牆。
敢言的後果是持續遭建制陣營圍攻、被香港警方國安處搜查店舖、被親中傳媒追擊。「6月、7月那些敏感日子，幾乎每個星期都有政府部門上來舖頭，說有人投訴我們違規，生意如何做得住？」
不過，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並非Chickeeduck結業，而是香港營商環境早已大不如前，尤其是「反送中」後，政權再度收緊。周小龍形容離港時的營商環境：「香港所有生意已經無得做。」他又憶述90年代在泰國做生意，當地人相當尊重香港生意人，但最近再見當年在東南亞認識的生意夥伴，他們不約而同地表示香港今不如昔，當地 Young Presidents’ Organization（YPO）的會員，也不再把香港當成聚腳點，反而轉向新加坡。「因為當權者的所作所為，令香港在國際間聲名狼藉。」他坦言，不再因為香港人的身份而感到驕傲，「日後香港身份證過期、特區護照過期，我不會再續。」
黃店老闆阿棠：唔係因為個仔，都唔會諗移民
對於黃店老闆阿棠來說，2019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除了發生過「反送中」運動，還是他兒子出生的一年。當年，他在黃大仙開了一間小食店，做街坊生意，原本安穩地過著小日子，眼見示威浪潮發生了種種的不公義，他亦由「港豬」變成抗爭者，高調表態支持抗爭者，亦在店內設連儂牆。「為了下一代抗爭，如果香港變得不像樣，日後我的兒子怎麼辦？」
有了「黃店」認證，阿棠的小食店不時受到政府部門騷擾，但他卻沒有因此而噤聲，更曾接受不少網店訪問，發表「反政府」宣言。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很多人都認為敢言的阿棠有被捕風險。「2021年英國推出BNO『5＋1』移民簽證，不少相熟的街坊、朋友都勸我們離開。」
不過阿棠坦言，若不是因為兒子，他從未想過移民，「一來香港是我的家，二來父母都在這裡」，但眼見很多「手足」被捕入獄，而兒子年紀尚小，不能失去任何一個家庭成員，最後還是決定關掉小店，於BNO「5＋1」實施首年，舉家移民英國，「當時關店並沒有對外宣布移民的消息，只有相熟的街坊知情。」
在異地生活需要一段適應期，一方面是文化差異，另一方面需要找工作維持日常開支。阿棠表示，他年少時曾在外國生活過一、兩年，知道外國生活會比香港悶，但太太並未在外國生活過，初時很多方面都不太習慣，更曾出現輕微抑鬱，「剛到埗太太未有車牌，我又要上班，整天只有她和兒子，因此情緒有點不穩定。」他又透露初時住在Croydon，當時不知道那是治安較差的區，出入都要較小心。慶幸的是，兒子年紀尚小，對生活狀況未能理解，並未需要適應。
雖然生活不容易，但他們還是決定留下來，主要還是希望下一代能生活在自由的國度，「擔心兒子被洗腦，變成『小粉紅』，小朋友在香港讀書，教科書的歷史被篡改，六四又不能說，如何讓他們學會辨別對錯？」阿棠認為兒子在英國讀書，功課較少、壓力較小，會比較快樂。「我不是怪獸家長，不會將自己做不到的事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因此不要求望子成龍。」
現時阿棠一家三口已在英國生活三年，他們已搬到治安較好的區份，亦有相對穩定的收入，生活開始安穩，但他們仍未忘記繼續為香港發聲。「在英國認識了很多香港朋友，每一個遊行集會活動，大家都會相約同行，如果移民外國的都不做，留守在香港的人怎麼辦？」阿棠仍然期望有一日能回到光復後的香港，「他朝有一日，如果香港光復，這群在英國生活的香港人可以把在這裡賺到的錢和經驗，帶回去重建香港，我們深信只有這樣，香港才可能變回跟以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