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前區議員陳劍琴被指利用臉書專頁「小彤群抽會」發布煽動性帖文，涉嫌違反「国安條例」，遭港警逮捕。其後她獲准保釋。她近日在臉書上透露，自己有份演出的舞台劇遭康文署審查，若劇團不換掉「指定演員」，已批出的場地將被取消租借。陳又說，她任教的學校亦在收到匿名的簡體字投訴信後與她解約。
陳劍琴強調，這不是單一事件，許多與她有相似背景的人（眾所周知，即所謂「国安犯」），如今都被審查、被孤立、被勸退、被壓迫，只能單打獨鬥，「被壓迫的人傷，公民社會更傷。」她接受《明報》訪問時表示，康文署場地開放予公眾，署方有責任解釋他們的做法基於什麼條例，也應說明是否有些人不許用政府場地。
我同意陳劍琴，但想補充一點：康文署若不作回應，就有危害「国安」之嫌。
近日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才說，法治如同氧氣，平時不易察覺，缺少了則後果嚴重，又說法治確保公平與秩序，有助社會穩定云云。那麼，現在康文署禁止某些人使用政府場地，明顯破壞公平與秩序，就必須向公眾交代是根據什麼法例，否則西方國家及海外反華勢力必然趁機「抹黑」香港法治。康文署若拒絕解釋，等同向敵人遞刀子，危害国家安全。
在康文署解釋之前，我當然猜不透他們有何法律根據，只想起差不多60年前，文革也發生過類似的荒唐事——今天陳劍琴所經歷的，楊絳和她數不盡的同代人也經歷過。
楊絳寫過一篇文章〈丙午丁未年紀事（烏雲與金邊）〉，講述她和錢鍾書在1966、67年文革之初的遭遇。當時，楊絳與錢鍾書被打成「牛鬼蛇神」、「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遭受百般羞辱。錢被剃了個「十字頭」，楊則被剃「陰陽頭」，只能戴上自製的假髮掩飾。
不過楊絳的假髮實在太假，很容易被其他「革命群眾」識穿，帶來無窮的麻煩。比方說，街上的頑童看出她戴假髮就上前拉扯，賣菜大嬸也會充滿敵意地質問她是「什麼人」。許多生活基本需要，都因為她的「特殊身分」而受限，如煤廠被禁止向「牛鬼蛇神」送煤，楊絳只能自己跑去煤廠買。
跟陳劍琴一樣，楊絳也無法使用很多公共服務，例如搭公共車輛。她憶述：
「我戴着假髮硬擠上一輛車，進不去，只能站在車門口的階梯上，比車上的乘客低了兩個階層。我有月票，不用買票，但售票員一眼識破我的假髮，對我大喝一聲：『哼！你這黑幫！你也上車？』我聲明自己不是『黑幫』。『你不是黑幫是什麼？』她看着我的頭髮。乘客都好奇地看着我。我心想：『我是什麼？牛鬼蛇神、權威、學者，哪個名稱都不好聽，還是不要說為妙。』我心裏明白，等車一停，立即下車。直到一年後，我全靠雙腿走路。」
那時候，中国是根據什麼法例禁止楊絳搭公車、不准煤廠向她一家送煤呢？楊絳當然沒有問，因為那是一個和尚打傘的年代，而中共国也根本不是什麼「法治」社會。但今日香港也是這樣的社會嗎？若特區政府公開承認，現代「牛鬼蛇神」被排擠是天經地義，無需法律基礎，fine，請你「有底氣」地講出來，不要藏頭露尾。
身處這種荒謬的世界，你還可以做什麼呢？回到文革，楊絳認識一位年輕人，叫鄭土生。鄭本來是北大外語系學生，老師是吳興華。70年代初，鄭土生被指為「五一六分子」，面對慘烈的批鬥，打算一死了之。他想起自己曾向楊絳借了75元，自殺前，便先把75元放在楊絳辦公室的抽屜裏。
楊絳發現那些錢後，心知不妙，馬上把錢還給鄭土生，並附上一張紙條，上面寫道：「來日方長，要保重身體；要耐心、冷靜、堅強。這些錢我不需要，你自己買些生活必需品吧！」鄭土生看到紙條後，大為感動，打消了自殺念頭。文革後，他成為了莎士比亞研究專家。
在黑暗的時代，「保重身體、耐心、冷靜、堅強」的確是最重要的。但楊絳的故事告訴大家，你還可以守護自己的良知，盡可能幫助其他值得幫助的人，不要因為世界的昏暗，而放棄內心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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