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2025年電影，不少人均提及《純屬伊朗意外》（It Was Just an Accident，康城年度金棕櫚大 獎）和《我生如是繼續》（I’m Still Here，奧斯卡年度最佳外語片），均堪稱全年全球最佳。我還有機會看了《這不只是個間諜故事》（The Secret Agent，康城年度最佳導演及男演員），三齣戲絕對值得相提並論。
《這不只是個間諜故事》：荒誕驚悚的逃亡悲喜劇
先說在優先場看的《間諜》，和《繼續》同屬巴西作品，均寫1970年代軍事獨裁時期的黑暗歷史。故事以男主角Armando逃避追殺迫害，隱姓埋名於海角邊城、靜待逃亡出國為主線，卻以荒誕驚悚喜劇方式來呈現。故事開端是他駕車經過油站，被四出搜捕的警員截查盤問，警員卻對油站旁被殺 數天的棄屍置之不顧。時值1977年史畢堡的《大白鯊》哄動上映，戲中還出現了鯊屍挖出人腿，然後爆出人腿變成妖怪、四出施襲的都市傳說——無不深具南美魔幻寫實的味道。
同樣荒誕的是Armando的際遇。他原來只是理工科大學教授，卻不恥於官商勾結的骯髒勾當，憤而反抗、得罪權貴和被迫逃亡。過程中遇上嘉年華、黑警、官僚、檔案局、納粹逃犯、殺手和各式人等，拼貼出那個年代邊城眾生相的繽紛浮世繪。Armando同時還是個萬人迷，總會搭上不同的成熟女性。故事最感人的則是接待他的「安全屋」，有情有義的老太太熱心照顧不同國籍的逃亡者，成 為喧鬧現實中僅存的一片凈土。
故事結尾回到數十年後的今天，追尋歷史真相的民間組織志願者，將Armando的檔案送回給他兒子——他在父親逃亡時只有五歲，一直由慈祥的外祖父代為照顧——當年外祖父工作的電影院，早已拆卸化身成捐血中心，他長大後則成為中心的醫生。世事滄海桑田，一切都已成過眼雲烟。
《我生如是繼續》：極權下如何活出尊嚴
相比之下，看過《繼續》的觀眾相信更多，根據巴西前國會議員Rubens Paiva遇害多年、兒子成年後出版的回憶錄拍成。故事始於1970年末軍政府治下的里約熱內盧，儘管深受高壓統治的陰沉氣氛 籠罩，但Paiva夫婦和五名子女仍過著幸福的中產生活，並活躍於知識份子的社交圈子。但當影片過 了約五分之一，Paiva突然被不知名軍事人員帶走，從此便人間蒸發。直到多年後才揭發，他失踪數日後已被虐致死，官方更在25年後才正式簽發死亡證。
故事餘下部分聚焦在其妻Eunice，既要安頓好多名子女的生活，好讓他們能如常安穩地過活；然後又四出奔走，追尋丈夫下落和討回公道；其後舉家從里約搬到聖保羅，重新開始另一種新生活，但舊宅清空零落卻盡顯家破人亡的唏噓；最後Eunice還修讀法律和成為律師，勇於在人權議題上繼續發聲。
故事最驚心動魄的一幕，描寫由於Eunice高調抗議，軍方將她和一名女兒粗暴帶走，她被困在暗無天日的囚室12日，每天接受轟炸式的連續盤問。畫面不見任何血腥暴力，遠處卻不時傳來慘叫聲， 側面反映了她丈夫可能受過、甚或更為兇殘的虐待和折磨。她和女兒最終平安回家，已是彷如隔世 般的歷劫重生。
劇中最令人刻骨銘心的，卻要數全家一起接受外國記者訪問，拍照時記者說她們不需要笑，她們卻 反問為何要苦著臉？然後拍了一張幸福滿滿的全家福——如何勇敢和有尊嚴地活下去，正是倖全者對逝者、對極權、對歷史的最佳回應。
故事結尾Eunice已屆高齡，子女們早已成家立業、兒孫滿堂。此時的她已患有認知障礙，呆坐在輪椅上看似毫無反應，但當電視播出全國真相委員會的片段，她還是露出了一絲的憂傷之情。現實中的Eunice於2018年離世，巴西雖然重拾自由民主多年，但軍方依然毋須為當年的暴行負責。
《純屬伊朗意外》：政治創傷的揮之不去
相比《間諜》和《繼續》，落墨在極權之後的《意外》，反而是三齣戲中最沉重的，難免最令人感到意外，亦和當下伊朗的血腥亂局遙相呼應。故事寫曾下獄經歷酷刑的男主Vahid，出獄後在車房工作。某晚一家人駕車前來緊急維修，原來在路上意外撞死了一隻狗，車子也因此弄壞了。男主聽見司機那裝上義肢的腳步聲，便認出他正是曾在獄中作惡的獄吏，於是便跟蹤他回家，次日還趁機施襲及將其擄劫。
正當男主把仇人帶到荒漠，打算就地活埋為自己報仇之際，對方卻矢口否認曾當獄吏，不過是男主「點錯相」罷了。善良的男主怕殺錯良民，於是去找正在從事婚紗攝影的女主Silva、正在準備結婚的一對新人，其後還有Silva火爆妄撞的前度，五人一起踏上復仇之旅。但正當他們認定仇人的身分、再次準備把他活埋之際，仇人的女兒卻來電，說腹大便便的母親將要臨盆，卻無人援手。男女主都認為不可見死不救，於是又將復仇行動推遲，先緊急把母女送到醫院，還暗地裡奉上禮金與禮餅！
復仇的鬧劇愈演愈荒旦，其他人相繼離開了，只剩男女主把仇人帶到黑暗山頭，與對方進行激烈對質。仇人終於承認自己正是當年的獄吏，但也看穿他們心地善良，根本不可能下狠心殺他。最後他們只能放棄以暴易暴，Vahid回到了日常生活中，卻仍隱若聽到那讓人心寒的腳步聲……
執導《意外》的伊朗導演Jafar Panahi，曾遭政府頒下「二十年不許拍戲」的禁令，面對令人無法想像的各種限制和打壓。但他卻總是有方法突破封鎖，源源不絕迸發出創作的光芒。故事情節可說簡單不過，一眾演員的素人演出更是渾然天成，但卻完全無阻他拍出令人目眩的亮麗作品。由於 Panahi這些年來屢被囚禁，《意外》正是獻給以往囚友的作品。
極權之後：無法抹掉的時代烙印
上述電影分別來自巴西和伊朗，無論在過去甚或到了現在，均要面對極權統治的沉重歷史。大概因為「久病成醫」，人民既長期承受難以形容的苦難與折磨，亦對極權有了別不一樣的認識，對苦難培養出更深切的反思。而當地電影工作者亦累積充沛的能量，製作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史詩式作品，歷史磨難通過影像藝術得以昇華、廣傳於世。
在三齣作品之中，《間諜》雖然以荒旦喜劇作包裝，卻亦無時無刻不滲出時代的悲涼；《繼續》則通過對家庭生活的細緻描寫，既側面刻劃出極權下的冷酷無常，亦展現出人性的光輝和頑強的抵抗 精神。相反到了《意外》的時代，酷刑和迫害已成明日黃花，復仇的機會更是近在眼前，但殺死仇人與否卻構成深沉的靈魂拷問——後者反成了最令人心碎的故事，看完後心情久久難以平伏。
Armando、Eunice和Vahid等人，雖然分別來自上中下的不同階層，但卻都是尋常生活中常見的普通人，身上總帶著你我他的幾分影子。他們都不一定是政治活躍分子，很可能由於荒謬的理由被牽連，只是在極權暴力的陰影下無處可逃。反過來說，抗爭亦並不在於如何反擊暴政，而在於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自處，活得磊落真誠和問心無愧。
而Vahid和Silva的故事更進一步帶出：極權退潮後換來的並不一定是正義，惡人不一定有惡報，歷史的錯誤往往得不到糾正。相反極權遺下的恐懼和陰影，將會如那裝上義肢的腳步聲般，繼續長期構成揮之不去的創傷烙印。
《一戰再戰》：激情過後的自嘲與反諷
坦白講，為了寫這篇文章，需要耗費極大的心力，花了多天仍然無法完成。原因並非觀影的記憶已經遠去，亦不在於從中獲得的啟示含糊不清；而是更加在於：電影帶來的思考實在異常沉痛，令人 感覺像胸前壓著一塊大石般，負面消極的情緒難以抒發——假如大家期望政治鬱結得到釋放，我會 建議大家避看上述三齣電影，選擇同是去年美國的《一戰再戰》（One battle After Another）。
簡略而言，《一戰再戰》也談壓迫和抗爭，但更聚焦在激情過後的尋常生活——和上述三齣電影剛好相反，那避禍邊城並非極權的漫長延伸，而是多元共融的非法移民樂土。李安飾演的Pat已經化身Bob，隱居生活和遠去的抗爭斷絕，窮困潦倒中大可獨善其身，在酒蔴迷幻中自我陶醉——這大概亦是年過半百的導演PTA，作為頹廢老革命的由衷自嘲；但同時卻不無犬儒地，把所謂的抗爭精神 留給下一代。
——將公共領域和私人生活徹底割裂、他人痛苦和自我救贖撇清關係、世代承傳和個人責任壁疊分明，難道這不正是普遍香港人——無論是留下或離散的——習以為常的處世/避世之道嗎？儘管大家都會講「勿忘初衷」，但就必定如Bob般忘記革命暗號；儘管大家都熱衷於談論政治，但那更多只是茶餘飯後的「食花生」；政治仍是像「隨意門」般，可以隨時「彈入、彈出」，總之就是毋須 「上身」；到了電影結尾，Bob和女兒竟還可以回到原來的住處，彷彿一切依舊。
《一戰再戰》中不斷重覆出現的詩歌〈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其實正是PTA在不斷提醒我們：畢竟你只是在看一齣荷里活爽片，不要誤信那必定承載什麼微言大義，這才是電影真正希望帶出的隱藏訊息。然而，不無反諷的是：香港人卻總誤以為「The Revolution Will Be Onlined」、「The Revolution Will Be Lived」、「The Revolution Will Be KOLed」……然後，便再沒有然後。
政治之外：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執迷
這種將公私領域割裂的思維模式，對很多人來說都習以為常，甚至覺得理所當然。我多年來一直力圖指斥它的虛妄和荒旦，亦完全無法得到一絲半點的迴響。究其原因，在於港人對所謂自由市場的迷信，早已達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而事實上，那不過只是殖民統治愚民政策、簡單而直接的延伸。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根本謬誤，在於令人們盲目相信市場萬能；只要政府作出最少的干預，大家便能通過市場各展所長、各取所需；在這種基礎上建立的理想政治，自然就是什麼也不管的政府；也就是說，政治只具有剩餘、所餘無幾的消極價值——聰明人當然應該把所有時間都留在私人領域，讓個人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政治非必要時也不要觸碰，因為那只是防止政府作惡的非常手段。
我經常愛引用黃偉文的《銀河修理員》，那是2019年最具代表性的時代之歌。其中八隻大字：「形勢壞透，只好對抗」，正好一語道盡了港人：「形勢未壞透，便完全不懂反抗」的荒謬處境。當然，一旦到了「形勢壞透」，對抗根本亦已無力回天。
而這，當然亦是殖民統治下多年洗腦的結果。因為對統治者來說，大家當然只應將精力集中在市場，齊齊搵食、齊齊發達；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力求在短期內搜刮最大的利益，毋須對此地作出長遠承擔；由此便不會花時間去質疑統治的合法性，或持續對政府提出更多和更高的期望。這無論對 新舊殖民主子來說，都是最佳管治模式——而港人則純如綿羊、照單全收。
你我之間：抗爭並非只在街頭
最近我在加拿大進行關於離散港人政治參與的研究，充分顯示近年不少的新移民，均面對生計和居留權等困擾。尤其是欠缺積蓄的年輕家庭或個人，更可能存在三餐不繼的困境，實在沒有餘裕放眼更大的世界。至於那些已經站穩腳跟的，卻會基於五花百門的原因——自2019之後對政治感到挫敗和厭倦、跨境監控和打壓構成的威脅、擔心留港家人會遭秋後算賬等，對各類在加政治活動敬而遠之——當然，他們或會關心數年一度的本地選舉，但主要仍是關注居留權審批，或其他NIMBY範疇的議題。
研究結果充分反映在普遍香港人眼中，選舉投票仍是單一主要的政治參與渠道——每隔數年花兩小時投一票，便算已經盡了所謂的公民責任。就如有些評論者指出，其餘時間致力投入職場和事業領域，彰顯港人特有的高效和專業特質，亦正是其他族裔眼中的單一港人形象。至於在工餘時間，便只剩下文娛康體的社交生活，甚至只有吃喝玩樂的個體消費。
這大概正是「形勢壞透，只好對抗」的一貫模式——在街頭抗爭高峰或許會勇於站出來，高潮過後便退回高度非政治化的市場生活——只能如鐘擺般在兩極之間搖盪，並不存在中間落墨的政治空間。記得我以往在大學講課時，曾致力嘗試區別「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和「群眾社會」 （mass society）——細水長流經營組建的才是公民社會，民粹式激情起哄的只屬群眾社會——由此來說，香港或在港人社群之中，從來只有群眾社會，沒有公民社會。
這正是我們共同面對的殘酷現實：假如無法認真看待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我們永遠都只留在政治上的幼兒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