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不少伊朗流亡人士（包括前沙王後裔）趁伊朗伊斯蘭政權有倒台的可能性，就擺出尋求西方社會支持他們「回朝」掌管伊朗的姿態。等被伊朗政府囚禁多年的澳洲籍伊朗專家Kylie Moore-Gilbert提醒，伊朗的命運應該由飽受多年暴政、在伊朗內的人民決定。
老實說，這個提醒，又何止適用於伊朗？我們這群離開了香港的，無論是有那麼合理的理由離開、無論是在外有為香港作幾多遊說、無論是在外受了幾多中共的跨境迫害，都始終是離開了：在香港最黑暗的時代，我們是不在的。倘若香港有一天光復了，香港的命運亦同樣應該是由身在香港、度過了最黑暗日子的香港人去決定吧。
如果仍在香港的人到時覺得我們這群在海外的人對他們重建香港有用（譬如說，我們有國際人事網絡與民主社會經驗），這個由在香港的人去選擇是否要邀請在海外多年的個別人士擔任個別角色。但我們不應該亦沒有資格去以為我們「回朝」是理所當然的、遑論任何要主導或領導未來香港的妄想。而歷史更教訓我們，每當流亡的人自覺理所當然地在沒有「留下來的人」歡迎下「回朝」，往往會為他們回到的家園帶來破壞性的管治與政治衝突。
當然，我明白上述說法未必被所有流亡海外的港人接受。
有些在外的人可能會想，「我們不是香港人嗎？為何我們不能參與香港的未來？」我不是說不可以，我已提到若仍在香港想邀請我們回去幫手，我們當然可以考慮。但事實就是，無論我們在外的喜歡與否，隨着我們離開香港越來越久，我們就算怎樣仔細去「煲」香港新聞，我們就越來越會與香港社會脫節，憑什麼去主導香港未來？如果在外人士要在沒有被「留下來的人」邀請與歡迎下回港參與光復後的政治、公共事務，就應先回港生活好一段時間、從新融入香港社會，才再作決定。
有些在外的人會在想「難道我們不能就着香港的命運作出任何意義嗎」。我絕對不是說在外的不應或不能提議什麼，始終我們活在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至少現階段的提議的東西會比仍在香港的人較多。但我們絕不能以為我們的提議必定要被光復後的香港人接納或感謝 – 都是那句，他們的命運、他們自決，我們離開了的要尊重。
有些在外的人（我相信有這種看法的人較少，不過我不能說沒有聽過這種思維）亦可能會因「我們為了香港犧牲了不少」而覺得光復後「回朝」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對這種想法很有保留。首先，就算我們當中是被迫害的那群在外人士，我們所受的一切比起在港坐牢、被滋擾、被恐嚇的又算得是什麼？第二，我們在外的要很清楚，我們現在為香港發聲，只是因為仍在港的人現時很多東西已不能說、不能做，但到他們重獲自由的時候，我們的任務會是已經完成，再沒有資格「代表」一群本身自己已經再能出聲的人說三道四。第三，能為給了我們一切的城市出一點力，是我們的榮幸，為何求回報？
但願我們在外的人拿出勇氣在世界各地繼續為香港倡議時，都能以謙卑、無私的心去看我們的角色，不要對自己在光復後的香港或許可以回港怎樣怎樣有任何癡心妄想。如果到時我們還被「留下來的人」歡迎，我們應該感恩；若他們不再想我們有任何干預或指點，我們都要尊重、結束我們的歷史角色 – A free Hong Kong is reward enough in itself。
（編按：禮薩·巴列維為伊朗巴列維王朝的末代王儲。其父巴列維國王於1941年登基，並在1953年英美推翻伊朗民選首相摩薩台的政變後成為該國的實權領導人。其任內奉行親西方政策並嘗試推行一系列現代化改革，一度使該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政府的貪腐問題及貧富懸殊惡化亦令不少伊朗人未能受惠。巴列維國王在政治上實行專制，動用秘密警察鎮壓異己，並在1970年代推行一黨專政體制並規定全體國民必須加入執政黨及繳納黨費。種種社會矛盾最終導致反對王室世俗化政策的保守派教士階層獲得基層民眾支持，最終促成1978-79年伊斯蘭革命並成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王室成員流亡海外。）
任建峰
澳洲墨爾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
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律中心高級研究員
前香港社運「澳洲西人」
作者簡介： 法政匯思前召集人/自稱「獻世」的澳洲無業西人/香港律師/前業餘社運小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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