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譽為「橋王」的香港前高官許仕仁昨日病逝,他的戲劇人生,標誌着舊時代精英的最後狂歡,也是那個階層終極墮落的縮影。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功績,莫過於1998年金融風暴期間,與曾蔭權、任志剛組成「鐵三角」,動用千億外匯儲備擊退炒家索羅斯,穩住了香港經濟(此事必須一講再講,因為近年有人散播謊言,稱當年是北京調撥資金救港,意圖竄改歷史)。
許仕仁有卓越才幹,但性格缺陷也同樣明顯:他生活奢華,曾豪擲數百萬收藏黑膠唱片,面不改容吃廿一萬元一餐的法國菜,慷慨送贈八百多萬給上海情婦⋯⋯揮霍無度,債台高築,終致2013年宣告破產。到了2014年,許仕仁更因接受新鴻基賄賂而被判入獄。從擊退大鱷的英雄,淪為身敗名裂的囚徒,許仕仁的輝煌歲月,彷彿都是借來的時間,他大起大落的一生,某程度上也反映了香港的宿命。
讀着他逝世的新聞,不由得想起前陣子與朋友聚會時,聽到許仕仁一件陳年軼事。話說他任職政府期間——我不確定是擔任政務司司長還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時候——「上面」有人要對付《蘋果日報》,希望封殺它的廣告,就問許仕仁有沒有「橋」。據說許仕仁是這樣子回答:「《蘋果日報》?你唔搞佢都自己死啦!由得佢慢慢陰乾就得㗎啦。」就這樣,一項骯髒的政治任務便不了了之。
至於下一屆梁振英政府所做的事情,相信已無須多言。由此可見,689施壓要求商界勿在《蘋果》刊登廣告,原非他自創的計策,中共根本早有此意,只是被之前的政府擋了下來,而許仕仁就是其中一頭「躺平」的「攔路虎」。到了梁振英時代,他不僅照order辦事,更變本加厲做足200分。香港由治入亂,正是從那個對北京唯命是從的年代開始。
許仕仁這樣做,是否為了幫助《蘋果日報》呢?跟我講這個故事的朋友認為,許仕仁「幾好人」,有心以「拖字訣」暗助黎智英,但我卻不敢肯定他的動機。許仕仁有「橋王」之譽,自然有過人才智。他沒像689那樣打壓《蘋果》,不一定是為了幫助肥佬黎,而是他深諳香港人的心理——越打壓,越反抗。
那個年代,如果政府真的搞小動作封殺《蘋果》,不僅無法搞垮它,反而會助長它的聲勢,給肥佬黎更大的光環,而當時依然百花齊放的輿論,也勢必反噬港府和北京,引發連場公關災難。曾蔭權、許仕仁終究不是689那類愚蠢的朝廷鷹犬,「讓蘋果慢慢死」的計策,乍看似是卸責,但只要你看清全盤大局,真心為中国着想,就知道這才是對香港和中共最有利的策略。
許仕仁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人,我無意在此評論其一生功過,只想說:在許仕仁淡出官場後,那個由聰明人或智力正常者領導社會的時代,就已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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