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生活有很多種方式，有人選擇慢下來，有人選擇忙碌。阿星的日子就是不斷奔走，深夜、清晨到酒吧、餐廳清潔，日間為港人籌備社區活動。「這份工作是我自己找回來的，他們收舖後、或開舖前，我就去清潔。」他笑說，這份彈性工作，讓他得以維持最基本的生計，同時幾乎把所有時間投放在「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Bonham Tree Aid）——一個由支援在囚者出發的組織。
「如果我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其實我所有時間都會失去。」阿星接受《棱角》訪問期間，正在曼徹斯特一間酒吧清潔，要趕在開舖前完成手頭上的工作，但在清潔的空檔，他仍在處理訊息、包括為街坊報名參加活動、協調人手。「好像去到我連清潔狀態時，都在做這件事。」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種沒有界線的投入。
由想幫伴侶「讀書」開始
阿星與「細葉榕」的連結，最初並不宏大。他的伴侶因社運放棄了在香港升學的機會來到英國，積蓄在頭一兩年間幾乎耗盡。「我經常有個愧疚的心，如果有一天可以幫她讀書就好了。」一次偶然，有街坊告訴他有一個獎學金機會。他以為自己可以申請，卻發現那是需要「由頭開始」設立計劃。
「那一刻就跟『細葉榕』連結了。」由原本只想幫一個人，到開始思考如何建立一個可以支援更多人的系統，這個轉變來得實際而直接。他解釋，原本在香港想成為老師，教育下一代，但他逐漸發現，教育不只是課堂。「我想做的是育人，用生命影響生命。」這種信念，某程度上延續了他在流散中的抗爭方式。
阿星的投入，某程度上正是回應了「細葉榕」最初的構想。
散落之後，仍然生長
「細葉榕」這個名字，本身已經是一種隱喻。「細葉榕」創辦人阿政提起，香港曾發生的一次「植物奇蹟」，被斬去的細葉榕，沒有死去，反而四散重生。「我就是有我自己的生命力，我就是要生出來。」對他而言，這是流散港人的寫照。
當時，阿政想由「社福」（即人道支援計劃）開始，支援因政治案件入獄、出獄後仍面對生活困難的港人及其家人，但很快發現，單靠個別支援無法回應整體困境。「如果只是救一個人，世界沒有改變，那有甚麼意義？」
因此，他們開始構思一個更大的藍圖：人道支援、教育、文化、商業，四者互相扣連，嘗試建立一個能夠自我支撐的社群，而不只是短期的援助機制。他甚至設想，有一天在英國建立一間由香港人創辦的學校。「語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價值，為甚麼人要追求民主？為甚麼我們的價值值得被承傳？」
然而，他同時清楚，願意走到這一步的人，其實不多。「來到英國，還覺得香港文化重要，還願意拋身出來做這些事的人，是少之有少。」如果連這一群人都無法被留住，長遠而言，不只是組織難以維繫，連抗爭本身，都可能失去承接的人，「將來在超級大使館前面抗爭的人，可以是一個都沒有。」
當「做善事」變成現實壓力
理想的另一面，是現實的重量。截至 2025 年 11 月，組織每月支援的個案有 114 個，仍有 80 個個案正在輪候，意味著接近一半求助者未能即時獲得支援。資源不足時，他們曾被迫削減一半支援名額。
「其實每一下都是很抽心，因為我們很清楚每一個人都有需要。」更困難的是，有些受助者會主動退出，把資源讓給他人。「他會說，我現在生活得到，可以先停下來給更有需要的人。」阿星說，這些決定往往並非因為他們真的不需要，而是在有限資源之下，選擇退讓。
這些故事，累積成另一種壓力，「為甚麼一間非政府組織（NGO）就一定要零資源？」阿政反問。公眾對 NGO 的想像，往往意味著低薪、犧牲，甚至某種「理所當然的燃燒」。過去四年，他們的收入長期處於極低水平，資金來源亦不穩定。有人住在偏遠的廉價房間，每月僅剩有限積蓄維持生活。「四年來，主要成員平均每月收入不足 9000 港元，是儲不到錢，那便去捱。」
生存危機下，還可以撐多久？
長期睡眠不足、收入不穩、責任沉重，對「細葉榕」的成員來說，已不只是壓力，而是一種逐漸逼近的生存問題。阿政經常問自己一個問題：「還可以撐多久？」、「為甚麼我要燃燒自己？我是想燃燒完之後，讓大家看到是可行的。」
但當他談到伴侶時，語氣卻變得遲疑。「你燃燒自己的時候，誰去照顧她呢？她都是自己生活責任的一部分。」
他甚至說得更直接：「你連自己人都養不到，你跟我說要改變世界？」當「堅持」與「現實壓力」開始互相拉扯，「停下來」逐漸變成一個不得不面對的選項。但他坦言，如果一切最終只是因為資源而無法持續，那或許才是最令人可惜的地方，「細葉榕」正在嘗試做一個「保底」計劃，而它能否繼續存在，仍然視乎資源，以及有沒有人願意讓它繼續存在下去。
棱角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