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之後，香港人對「政治犯」及「通緝犯」的認知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人數之多以及覆蓋之廣都是前所未見。美國港人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的最新統計，在今年的「612」前夕，香港的政治犯人數已經升至1870人，執行總監郭鳳儀估計，數字可能在下年上半年突破二千人的關口，上升的趨勢比得上古巴、緬甸、白俄羅斯等極權國家。
政治犯亦再不是遙遠的事，分分鐘你我身邊總有認識一個。郭鳳儀指出，以往香港政府針對的主要是在民主運動中走得最前的領袖，例如「公民廣場案」的雙學三子黃之鋒、周永康和羅冠聰，還有香港本土派的代表人物黃台仰、梁天琦等，但在反修例運動之後，當局想一次過殲滅參與者，甚至被懷疑有參與的人，所以有個案是連路過途人因為身穿黑衣、有救援人員因為身處現場而被捕。
國安法、廿三條相繼訂立 收緊港人最後喘息空間
郭鳳儀又表示，在《國安法》實施到廿三條訂立的一段時間，見到香港的公民社會努力尋找紅線之間的灰色地帶，讓自己可以喘氣，可以作微弱的意見表達。但廿三條把這個一息尚存的空間都扼殺，例如今年六四前夕有人被上門問話，六四當日有人在銅鑼灣被包圍截停，可見惡法為港警增添拘捕的理由。郭鳳儀認為，在政治犯的問題上，仍然不容樂觀。
郭鳳儀：懸紅不能令我退下 堅持是我的自由選擇
香港警方在去年先後對13人發出懸紅一百萬港元通緝令，指他們違反《國安法》，金額比其他縱火、謀殺的逃犯還要高，而且是終身懸紅通緝。郭鳳儀是第一批上榜人士，被問到這一年的感受時，她先是顯得輕鬆，笑說「原來一年了，你不問我都不察覺」，她自認是個很心急的人，經常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沒有太多時間去想通緝令。
但如果停下來回答這個問題，她說最大的改變是與港人的互動相處，她覺得懸紅的實際目標，其實是她身邊的人，要他們知道她是被長期監視。她承認在過去一年，有一些港人即使身在海外，都會擔心與她接觸時會增加政治風險，「令我變得小心，有時不要主動找人，等你想來找我的時候就來找我，我不想要人難做」，但同一時間亦感受到有一班香港人特別支持她和她的工作，在這個關口面前，大家更加團結。
回想多年前，郭鳳儀未公開自己就是在反修例運動時，以連登帳戶「家樂牌通心粉」發起全球登報眾籌計畫的身分，亦未接捧帶領HKDC的時候，本來希望在紐約發展藝術事業，她坦言如果朝著那個方向走「是可以的，我也有人脈，想像到可以如何發展」，但她以「自由」來解釋了懸紅為甚麼不能迫使她退下來，「人生是有自由的地方，如果我不想再做HKDC，我明天都可以辭職，沒有人可以阻止我。但這一刻我想繼續做下去的原因是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如果我放棄，我會每一天起來都覺得對不起很多人，很多因為這場運動而犧牲、坐牢的人，以及相信我而在過去幾年冒著政治風險和我合作的人」。
許穎婷：政權不理解我們追求的 比懸紅的價值更加大
許穎婷是第二批被懸紅通緝的人之一，她同樣在通緝令前堅定不移，「這個政權從頭到尾都無法理解我們堅定的原因，他們以為不斷加大成本，就會令我們退縮，因為他們就只懂得用這個方式去運行，他們的世界就是代價愈大，就愈可以嚇退你，但我們爭取的東西，是比這個價值更加大，包括香港的民主、自由、以及香港本來應有的模樣，這些我們都有一份執著」。
她所屬的海外港人組織「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CFHK）與HKDC一樣，致力關注香港政治犯，尤其是透過不同活動及渠道為黎智英發聲，並呼籲國際制裁破壞香港民主的中港官員，相信這些高調的游說工作，讓許穎婷榜上有名。許穎婷不會把懸紅看成工作「得到認證」，反而是國安港警的工作「冇嘢搵嘢嚟搞」，「因為港警根本對我們無計可施，事實上他們無法跨境執法。但的確我們的生活從此有了很大轉變，無論身心以及人際都有受影響，亦有人因此而低調，這是不是（懸紅）有用？我覺得不是」。
講到壓力，許穎婷表示與反修例運動開始時不同，當時比較多痛苦與折磨，但現在已轉化成工作壓力，因為知道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至於心態，她用平常心面對，「可能與47人當時要去警署報到一樣，『苦杯來到你就要接』，我們已經離開香港，你阻止不了我，我會繼續做我覺得正確的事」。但她亦承認，無可避免與香港的家人及朋友斷聯，「不是他想拒絕我，而是大家都想保持一個距離，不要影響對方。另外，在海外的生活或活動上，都可能有人擔心和我合作溝通，這正是政府所想的，要拆散這個群體的凝聚力」。
劉祖廸：如果可以我願犧牲 成就香港民族覺悟壯大
而「攬炒巴」劉祖廸不但被懸紅通緝，在「612」五周年當日，香港保安局動用廿三條，對他施加「撤銷特區護照」及「禁止提供資金等或處理資金」等的4項措施，打壓有增無減，但他不但沒有退縮，反而挪揄港警連他沒有特區護照都不知道，這種面對國家機器的步步進逼，都可以游刃有餘地回應，是從巨大的苦楚中鍊成的。
劉祖廸坦言，反修例運動後，被港府點名通緝是其中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但直言五年來所受的壓力不止於此，「其實被通緝前已經受各方壓力，例如經濟、家庭、社運，更被對家襲擊導致患上抑鬱症，當時有看精神科醫生，醫生診斷我為自殺的最高危群組」。他表示，幸好找到方法放鬆，否則加上通緝令，應該應付不了。現在的他變得更強大，「我不會自殺，但若果共產黨想殺我，我樂意奉陪。如果因為我個人犧牲，令香港民族覺悟變得強大，如果可以，我願意犧牲」。
相比共產黨的打壓或監視，劉祖廸覺得有時最大的傷害其實是源於同路人的誤解、猜忌或惡意攻擊，「這才是最容易令人脫離抗爭，甚至放棄的。過去一年我比較少更新社交平台，原因是我感到心酸，曾經看到本應是同路人，但會說我『搏上位』或爭曝光率，最離譜的是有人質疑我是否真的被人跟蹤，還是我誇大事實。但經貿辦案發生後，他們彷彿被打臉」。劉祖廸現時除了繼續抗爭，亦專注自己的個人發展，「因為抗爭有機會持續多10年，甚至20年，我希望每個香港人都要先照顧好自己的身心發展，甚至要建立好自己的財政和實力，下次機會來臨時做得更好」。
棱角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