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被控煽動顛覆案」審訊，日前鄒幸彤出庭作供解釋「結束一黨專政」意思，表示這句話不是說要顛覆國家政權，而是反對不合法的一黨專政、要求黨依照憲法「還政於民」。什麼憲法？當然是中共自己制定的憲法，當中第二條寫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憲法序言也說，「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話講得真漂亮，但現實中人民有沒有成了「国家的主人」呢？有的話，近年大陸就不會出現「人礦」、「韭菜」這些詞了。被剝奪人身自由的鄒幸彤，思想比許多自甘為奴的人自由得多，在法庭上雄辯滔滔，直指憲法規定全国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但它在共產黨專政下早已淪為「橡皮圖章」，憲法賦予的最高權力遭受顛覆破壞，所以真正顛覆國家政權的並非支聯會，而是這種專政的現實。
我特別欣賞鄒幸彤打的一個比喻：「我們要求的是還政於民，這好比我們身為國家的主人，叫一個賊仔歸還財物，卻反被賊仔說我們搶劫，這就是我們對目前指控的理解。」（詳見《集誌社》報道〈鄒幸彤指結束一黨專政是要求「還政於民」：等於叫一個賊仔要還嘢〉）
鄒這個「大膽」的比喻，不禁令我想起柳宗元〈送薛存義序〉。一年前左右，鄒曾邀請海內外參與過六四運動、六四集會及支聯會活動的人士書寫證詞；唐朝人柳宗元雖沒參與六四，但他的「官為民役」思想跟鄒幸彤今天的講法是完全相通的，他的經典名文當然也可以是「證詞」。
柳宗元這篇贈別的序，是在同鄉薛存義離任永州零陵代理縣令時寫的，全文主旨是說明為官的天職，並辛辣地批評那些玩忽職守、欺壓百姓的貪官污吏。柳宗元跟薛存義所說的話，原文是這樣：
「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
我嘗試譯成白話：「你知道地方官的職責嗎？他們應該做百姓的僕役，而不是奴役百姓就完事。靠種田為生的人，抽出收入的十分之一僱用官吏，就是要求他們公公正正為自己辦事。可現在坐食民脂、懶散馬虎的官吏，普天之下皆是。他們不只尸位素餐，還要明搶百姓的錢。若你家中僱了個傭人，他拿足你的工錢，卻終日游手好閒，還順手牽羊偷你家的東西，那你必定大發雷霆，要狠狠懲罰及驅趕他的。然而當今官吏十居其九正是這副德性，百姓卻噤若寒蟬，不敢發火嚴懲他們，什麼原因呢？只因為那主與僕、民與官的情勢地位不同啊。情勢不同，但道理一樣，那該怎樣對待百姓？」
跟鄒幸彤一樣，柳宗元也直斥當時大多數官員就是「賊仔」，罵他們顛倒身分，忘了自己只是受薪俸的公僕，反過來奴役人民。儘管柳沒明言「還政於民」，但宗旨無異。千百年來，我沒聽過這篇「大膽辱罵」天下官吏的文章被禁。事實上，就連中共官媒也曾以〈送薛存義序〉借古諷今，如2013年7月17日《人民日報》有篇〈讀《送薛存義序》有感〉，作者說：
「用今天的觀點看，一切公務人員，拿的都是國家的薪水，而國家的錢又是納稅人繳納的。這就明確規定了，公務人員是老百姓的勤務員。說白了就是：老百姓是主人，“官”是公僕⋯⋯由於歷史的和現實的種種原因，如今在相當一些地方，柳宗元指出的“主僕顛倒”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他們顛覆了“官為民役”的原則，實施的是“民為官役”。在有的幹部中，“為人民服務”成了口號，言不由衷，有口無心。」
《人民日報》文章批評的是「相當一些地方」的幹部，但同樣的邏輯，其實完全可以指向中共的專政現實。當然，黨媒決不會這樣「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就叫「勢不同而理同」。鄒幸彤對「結束一黨專政」的解釋，只是將柳宗元早已講過的道理，在「国安法庭」上痛快淋漓地重申一次而已。不同的是，封建舊時代的柳宗元並未因為這篇贈序而被控「煽動顛覆」。
最後想說，見證過宏福苑火災的香港人，應該很明白何謂「受其直，怠其事，又從而盜之」的官吏，更明白什麼是「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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