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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我們的命不值這個價錢

從12月14日到12月22日,關堯在北京的親族死了5個人,包括他的父親、岳父和奶奶。這一連串的死亡讓關堯無比悲痛,也無比憤怒,所以決定站出來把這一切告訴世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這個身在美國加州的40歲男人顯得無力而又沮喪,但因為中國人都能明白的那個原因,他仍然謹慎地選擇自己的用詞,盡量不提政府,而是代之以詞義含混的「他們」,「他們這樣大規模地放開,」關堯說,「真是讓人無法理解」。

如果你相信中國的官方文件,那麼關堯的5位親人之死與新冠病毒沒有半點關係,雖然他們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但因為那些不能公開也不能質疑的命令,在死亡證明書上,他們必須死於別的疾病,比如關堯的姑父死於帕金森症,他的祖母則是腎衰竭。事實上,在那段時間,這個13億人口的國家無一人死於新冠病毒,當病毒如海潮般襲向每一座城市、每一個鄉村,各地的停屍間都堆滿了屍體,火葬廠的焚化爐晝夜不停地運行,但依然不敷其用,而中國政府在長達十幾天的時間裡,卻一再宣稱這裡無一人死於新冠。

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從Covid-19現世以來,我們的政府一直精確地控制著死亡數字,就像一個不忠的丈夫面對妻子的詰問,他先是徹底否認,「不,完全沒有!」如果事情壞到已經無法否認了,他就會盡量把數字說少一些,[呃,好吧……其實只有一兩次。」沒有哪個妻子會相信這樣的話,中國人也不會,即使是那些最擁護共產黨的人,也只能小心翼翼地表達對政府的支持,比如我認識的某個商人,「政府的數字不一定準確,但這事吧,你要看積極的一面,」他這樣告訴我,「他們這麼做也是為了我們好。」

不需要為中國政府過分擔心,這個國家並沒有“信任危機”問題,你可能已經知道了,這裡有太多的警察,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讓人們相信政府,或者,請允許我引用一位秘密警察當面對我說過的話:「你不相信,但你又能怎樣?」

這位商人並不孤獨。在中國國內,那些受政府控制的報紙、電視台,還有那些隱蔽的宣傳員們,正在不遺途力地為中國的防疫政策喝采:「感謝習主席,感謝共產黨!」「我們的政策得到了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國家保護了我們三年,國家盡力了!」而在中國之外,也有一些西方觀察家用「雖然……但是……」的句式,來表達他們不乏疑慮的支持,認為習近平的防疫確實過分了,但也有一些舉措,正如《人民日報》的社論所言,是「正確的、科學的和有效的」,不僅降低了病毒的傳播速度,也讓中國的死亡人數大大低於別國。

中國新冠防疫政策下,死亡人數一直被國際質疑造假。

我不同意上述全部意見。在我看來,習近平的防疫與公共衛生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它更像是一堂獨裁政府的公開課,主題就是「當災難發生時,我們如何更有效地控制社會」。它的首要目標也不是國民的生命與健康,而是盡可能地擴張自己的權力。這種極權主義的防疫政策對防控病毒並沒有明顯的效果,卻讓億萬人活在不必要的痛苦之中。這樣的政策也不應該獲得任何讚美,它就是一場反科學、反人性的人道主義災難。

在2022年12月7日之前,習近平政府一直在推行所謂的「動態清零」政策,這個詞並不像聽上去那麼溫柔,它本質上就是一場「大監獄運動」,在《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一書中,我如實報導了中國政府如何將武漢這座1100萬人口的城市——相當於瑞典的全部人口——變成一座巨大的監獄。在此之後,習近平政府顯然是意識到了這種防疫模式所能帶來的好處,他們堅定地、不容質疑將武漢模式推廣到整個中國,在許多地方,只要有一個人檢測陽性,或者根本不需要陽性病例,他們就會徹底封鎖整個社區乃至整座城市,交通停止,店鋪關門,居民區被圍牆和鐵絲網重重包圍,任何人都不得走出自己的家門,甚至連他們作為人類的最基本的權利——覓食的權利、求醫的權利——也被剝奪。

這個政府也因此獲得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權力,他們不需要任何文件就可以闖入居民的住宅,隨時可以將數千乃至數万人從家中驅離,然後集體「運送」到缺乏食物和藥品、完全沒有隱私的集中營。如果有人膽敢違反,那麼懲罰就會接踵而至,「大白們」——包括警察、政府僱員 ,還有所謂的“志願者”——身穿全套防護服,不需要任何授權,也不用出示證件,就可以圍著「敵人」拳打腳踢,或者直接把他們送進監獄,或者,請回想一下2022年11月17日那張著名的照片吧,兩位年輕姑娘因為「拒絕配合防疫人員的工作」,被毆打之後又被當眾羞辱,其中一個躺在地上,手腳全被綁住,另一個被綁住雙手,屈辱地跪在地上。

在許多時候,懲罰不僅限於自身,還將禍延整個家族,在2022年5月的上海,警察這樣威脅一位僅僅表示了輕微異議的年輕人:「對你處罰之後,還要影響你的三代。」那位年輕人響亮地回答:「我們是最後一代,謝謝」。

這樣的防疫政策帶來了無數死亡、無數悲劇,疾病纏身的老人因為得不到醫治而自殺,生活來源完斷絕的全年輕人因絕望而躍下高樓,未出世的孩子因為過於漫長的等待而死於胎中……還有那場著名的火災,2022年11月24日,在西部的烏魯木齊,一棟公寓樓突然燃起大火,但因為這「將社區變成監獄」的防疫政策,這棟高樓的消防通道無法通行,樓內的居民幾乎無法逃生,最終導致10人死亡,還有多人受傷。

兩週之後,也就是在12月7日,出乎所有人意料地,這個政府突然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不再封鎖城市,也不再強迫人們按時進行核酸檢測,事實上,它幾乎什麼都不再做,就像一個不負責任的水壩看守員,此前一隻徒勞地想用棉被來擋住洪水,此後卻打開了所有閘門,然後,站在高處冷漠地看著滔天的洪水湧向每一座城市和每一個鄉村。

在此後的日子,每一天都有不計其數的人死去,包括許多受人尊敬的學者、記者、電影導演和演藝明星,甚至是共產黨的高官和軍事將領。即使在上海這樣的富裕城市,藥品也極度短缺,包括最基本的退燒藥和止痛藥。每一家醫院都人滿為患,醫生和護生——他們中也有很多感染者——聽著病人的哭泣和呻吟,咳嗽著,用顫抖的手開出一張又一張的死亡證明書……

關堯的5位親人就是在這個時候死去的,因為有太多的死亡,火葬的費用都翻了幾倍,他的家人花了大約3萬元才將他的父親送進焚屍爐,至於他的祖母,很不幸地,她要等上10天才能得到火化的機會,在那個時候,每一家醫院、每一家火葬廠的冰櫃中都塞滿了屍體,在許多城市,政府甚至會徵用存放海鮮或肉類的冷凍庫來安置那些不幸的死者。

還有那些遙遠的小鎮和鄉村,它們在中國地圖上的位置,大約相當於馬里亞納海溝中的某個微小的褶皺,那裡完全沒有燈光,也沒有黨的恩情,根據幾位公民記者的調查,許多鄉村都有大面積的感染,而且幾乎沒有任何藥物,收入微薄的村民就像蠻荒時代的先民一樣,用各種沒有療效的草根樹皮來退燒止疼,有些人從來沒聽過「新冠病毒」或「奧米克戎」這些詞,更不知道該如何治療,他們拿梨子煮湯,據說這樣可以止咳,而在更加遙遠也更加貧窮的山村,一些病體難支的老人蹣跚著摘下枇杷樹的葉子和花朵,希望靠它們拯救自己的生命。

這無盡的死亡,以及死亡所帶來的無盡的淚水,並不足以讓證明習近平政府曾經犯過任何錯誤,事實上,他們的防疫簡直就是完美的,沒有半點瑕疵,他們召開了多場盛大的慶功會,發表了無數讚美自己的文章,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足夠多的警察——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讓中國人相信這是真的。這無盡的死亡和無盡的淚水也沒有對習近平的權力構成任何挑戰,

死亡人數過多,各地殯儀館供不應求。

就在四個月前,他破除了所有規則,如願以償地得到了他的第三個任期,在未來的日子,他勢必將和毛澤東一樣,成為中國的終身皇帝。在過去的10年中,特別是新冠以來的3年中,這位過於自信的高產作家(他已經出版過100多本著作)和國家領導人已經充分展示了他製造苦難的功力,而在難以預料的未來,中國,乃至整個世界,還將忍受多少由他親手製造的苦難?

在這一年年即將到來之即,習近平發表電視講話,他穿著深藍色西裝,打著紅色領帶,面帶微笑,又一次向全體中國人,也向整個世界重複那句或許他自己都不會相信的話:“我們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就在幾天之後,習近平政府與輝瑞公司有過一次商業談判,在過去三年中,這個政府一直拒絕進口更有效的西方疫苗和新冠藥物,而是賣力地向國民推銷可疑的國產疫苗,以及那些配方並不復雜的神奇草藥,而這新一輪的談判——許多人覺得這就是「做做樣子」——也並不意外地失敗了,原因是我們的政府覺得輝瑞的Paxlovid報價太高,所以拒絕購買。而關於這個價格,輝瑞公司的執行長Albert Bourla是這麼說的:They are the second high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y should pay less than El Salvador. (編者譯:他們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不認為他們付的價錢可以比薩爾瓦多還少。)

這件事在中國也引起熱議,我的一位朋友的評論最有意思,他說:不是輝瑞的藥不值這個價錢,而是你的命不值這個價錢。

作者:慕容雪村

慕容雪村是中國當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包括《遺忘在光陰之外》、《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原諒我紅塵顛倒》和《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  2011 年至 2016 年,他為《紐約時報》撰寫評論專欄。目前他居於澳洲。

《棱角》授權刊登中文版文章
英文版文章刊登於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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